李幼邻是李宗仁与元配夫人李秀文惟惟一的儿子，但李家另有分支。
李宗仁客寓美国时，曾对外界披露过，李志圣是他的血脉。李幼邻也亲口对桂林市文物工作队的赵平和笔者本人说过：“李志圣是我父亲的骨肉，是我的亲弟弟。”这也就是说，李幼邻和李志圣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既然郭德洁不能生育，那么李志圣的生母是谁呢？这个谜至今仍未揭开。
有消息说，桂林市有一位姓赵的老人了解其中的内情，她的丈夫从1936年起一直跟随李宗仁在老河口、北平和南京总统府当秘书(期间短期到重庆任职)。
赵平曾找过这位姓赵的老人，了解李志圣的生母是谁。但她说，为了德公(即李宗仁)的声誉与形象，她不能说，也不愿意说。
1991年夏天李幼邻回桂林时，曾特意邀上笔者一起去拜访过这位老人。老人住在桂林城东里店一套很简陋的旧房里，客厅不大，家具也很陈旧，家里更是冷清。老人已是一大把年纪了，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但当李幼邻问到李志圣的生母时，老人笑了笑，摇着头，就是不回答。
出于礼貌，李幼邻不好强人之所难，只好失望而去。
随着越来越多知情人的离去，那些历史的东西将越来越遥远、越来越缥缈。这个谜底，或许现在只有长居瑞士的郭德洁的弟弟郭德风才能破解。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然而，一对活生生的亲生母子却不敢相认，这实在是人世间一大伤悲事。据说，李志圣也曾表示过要寻找生母，但人海茫茫，生母究竟在哪里呢？
纵有千般富贵，就是梦熊无兆。众所周知，郭德洁与李宗仁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后来，李志圣就以“郭德洁养子”的名义进入了李氏家门。传闻归传闻，但李志圣倒是一位真正的李氏后人。
昆仲心，手足情。李幼邻对自己的弟弟十分疼爱，可这个弟弟小时候很调皮，读书根本读不进去。虽然家道中落，但像他那样年龄的人，少年不知愁滋味，成天只知道玩。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幼邻不断地开导他，鼓励他去闯荡世界，见见世面，增长见识。在李幼邻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李志圣终于体会到哥哥的良苦用心，浪子回头。他结束了无所事事的日子，刻苦发奋，上了大学，其间应征入伍两年，后又返回纽约复学。
从学校出来后，李志圣就到美国一家公司找活干，从最基层做起，先是打杂，后来负责总务工作。因为他真切地体会到，美国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奋斗、去努力，老是依靠自己的哥哥终不是长远之计。
李幼邻说，弟弟拥有一套三居室的住房，有一子一女。长期以来，李幼邻不仅从生活上、工作上对弟弟关怀备至，而且一直为李志圣争取名份、争取地位。
1990年8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桂林举行李宗仁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有关方面不知是疏忽了，还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只邀请李幼邻回国参加活动，而没有邀请李志圣。
李幼邻心里一直不好受。这天晚上，住在桂林榕湖饭店的幼邻先生与笔者长谈，感慨不已。他说，我弟弟是我父亲的血肉，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他跟着我父亲与郭德洁在海外漂泊了几十年，由于种种原因，从未回过国。这次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惜他没有接到邀请，实在是一桩很遗憾的事。原本我也不想单独回来，甚至不想回来，但我转念一想，假如我不回来参加这个活动，海外会怎么看，台湾方面会怎么看，大陆这里又会怎么看，经过再三斟酌，我最后还是回来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幼邻感人至深的手足之情。
回忆新桂系的叔叔们
国民党新桂系在中国现代的政治舞台和军事舞台上，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从1925年7月正式形成，到1949年12月覆灭，桂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用自己的行动和所发生的事件，书写着纷繁而复杂的历史。
在北伐过程中，桂系部队英勇善战，所向披靡，有“钢军”之称。在1927年的白色恐怖中，桂系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参与了血腥的屠杀；在抗击日寇的斗争中，无数广西子弟兵血洒疆场，为国捐躯。在此期间，他们也曾与新四军发生过摩擦，同室操戈。在国共两党的最后较量中，他们既有要求和平谈判的一面，同时在“划江而治”的愿望破灭后，又不识时务地与人民解放军做最后的拼命，终于拼掉了桂系的老本，从而使臣系走上了覆灭的道路。
国民党新桂系，不论是前期的“李、黄、白”(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还是后期“李、白、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李宗仁始终是他们的首领和兄长，始终是新桂系的龙头老大。
李幼邻第一次见到黄绍竑，时间大约是1925年底。
从1924年6月，“李、黄、白”兴兵讨伐陆荣廷，到1925年7月把云南军阀唐继尧赶出广西，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就以两万左右的兵力，战胜了10万之敌，统一了广西。
广西统一后，因为建省的工作与军队的事务，李宗仁早早就从桂平到了南宁。李幼邻说，那天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去省府衙门，黄绍竑正躺在床榻上抽大烟，吞云吐雾、如醉如痴。当时我还年幼，别的事情记不起来了，惟有这位黄叔叔抽大烟的印象怎么也抹不掉，父亲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他抽大烟这件事。后来，母亲与我说过，广西统一后，很多将领的家眷都到南宁来了，惟有这位黄叔叔的夫人在广西容县乡下的老家。于是，这位叔叔染上了恶习，出人烟花巷，还抽起了大烟。后来，在我父亲等人的规劝下，黄叔叔一改颓废作风，戒了烟、娶了新娘子，重新振作起来……
北伐以后，李宗仁带领第七军将士驰骋沙场，黄绍竑则主政广西，留守后方。在这种情况下，李幼邻和他的母亲在南宁的生活、安全等等，都由黄绍竑负责。
在这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李幼邻与这位黄叔叔再也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黄绍站在桂系里的沉浮，他的政治抱负、他的人生走向，李幼邻再清楚不过了。他始终认为黄绍竑是一位识事务的俊杰，遗憾的是他最终也经受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在那场风暴中因不堪凌辱而含恨自杀。
李宗仁与白崇禧同为广西临桂人。几十年来，不论是在血雨腥风的政治漩涡中，还是在出生入死的战场上，他俩始终如一、患难与共、相依为命，成为新桂系的擎天柱。在近代中国军阀混战的岁月里，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官场上，李宗仁、白崇禧形影不离，亲如兄弟，被世人称为“李白”。
李幼邻说，白叔叔待我如亲侄，但我对他却敬而远之。众所周知，白是有名的“小诸葛”，在军事上足智多谋，给人的印象是威风凛凛。他在待人接物上，似乎总摆出居高临下的架势，让人仰视而感到压力。每次与他见面，他总要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问许许多多的情况，并要我表达自己的意见，搞得我很紧张。尤其是小时候，每每看到他威严、庄重的样子，心里着实有点害怕。不过，白叔叔总是很忙，因他与我父亲的这层关系，我们见面以礼节性的居多。
李幼邻最后一次见到这位白叔叔是在1948年的秋天。
当李幼邻夫妇商定要离开大陆、转到香港发展之后，他们先到了南京，准备向父亲和白叔叔辞行。
此时，白崇禧在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后，已经在老蒋的“精心”安排下，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去担任那个什么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还兼华中“剿总”总司令，听说白夫人还为此而牢骚满腹呢。
其实，李幼邻也清楚，他的这位白叔叔心里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却处处受到权利与阴谋的掣肘，以致于让人郁郁寡欢，有时甚至就是让人愤怒。老蒋生怕李宗仁当上副总统后，会与白崇禧联手反他，于是一面加紧对李宗仁的监控，一面不断地削弱白崇禧手中的权利。白崇禧愤慨不已，与老蒋斗气，想撂挑子不干，躲到上海休闲去。最后，还是黄绍竑前往上海劝说，他权衡利弊后，才去汉口就任。
1931年1月15日，黄绍竑决意离开桂系，去开始与蒋介石合作的另一段政治生涯。于是，桂系的另一个新首脑出现了，他便是黄旭初。
黄旭初与黄绍豌都是广西容县人。黄旭初是1916年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的毕业生，后留学日本，1917年回国。因他与李宗仁曾同为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同学，所以当年李宗仁得知广西自治军的蒙仁潜要杀害黄旭初时，赶紧派副官前往说情，并送了一箱大洋和几根金条。李宗仁不仅救了黄旭初一命，而且一直对他委以重任，使他成为桂系的新首脑。
李幼邻年少时生活很不稳定，东奔西走，经常是桂平—南宁—香港—广州—桂林，来回折腾。在广州读书时，几乎每年暑假他都回桂林来。每次回来，黄旭初都热情接待他们。
这位广西省主席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寡言少语，一副教书先生的派头，一点也不像一省之长。“李白”征战前方，他主政广西长达19年，且令“李白”十分放心。单从这点来看，黄旭初就非等闲之辈，他也是桂系的一根大梁。
正是由于“李白”信任黄旭初，黄旭初得知遇之恩，不敢有丝毫松懈与怠慢。
然而，在国民政府大厦即将坍塌之际，桂系的将领们谁也无法挽救失败的命运。身为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只能可怜兮兮地指示老朋友黄旭初从广西财政那里取出一笔外汇，从此踏上流亡的道路。白崇禧在江山丧失殆尽的情况下，仍幻想以西南一隅与共军周旋，最后抵挡不住蒋介石的诱惑，跑到了台湾却蹊跷病死。而黄旭初本人在大陆解放后寓居日本、香港。
和蒋纬国有过交往
1948年秋，东北战事正酣。尽管蒋介石三飞沈阳坐镇指挥，但始终未能挽救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命运。此时，回国已一年多的李幼邻基于种种考虑，准备移居香港。
一天清早，李幼邻接到蒋介石侄女婿韦永成的电话，韦是李幼邻三婶的堂弟。说来真是富于戏剧性，蒋桂双方你死我活地斗了几十年，没想到却结下这门亲事。
原来，蒋纬国知道李幼邻在上海后，主动相邀见面。
李幼邻一般不愿与达官贵人打交道，但得知蒋纬国主动发出邀请，不去恐面子上过不去。再说，往深处考虑，上头还有总统与副总统那一层关系。于是，他在电话里就答应了。
当李幼邻与韦永成到达蒋纬国的家时，蒋纬国的太太石静宜等正在摆方城，蒋则在一旁观看。看到客人来了，他热情地招呼着，把他们引到了书房。
一番寒暄之后，几位年轻人就转入了正题，谈时局、谈战事、也谈国共和谈……
“幼邻弟，你认为时局将会如何发展？”蒋纬国直截了当地问。
“我认为时局的发展对我方会越来越不利。”李幼邻也直言直语。
“我们有美国援助，武器比共军精良，我们的坦克可以横冲直撞。”蒋纬国充满着自信。
李幼邻笑了笑说：“纬国兄，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顾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军队在前方吃了败仗。想必纬国兄也知道了，我们已经失去东北，这恐怕不是武器的问题，而是一个军心和民心的问题。”
“军心和民心？这怎么说呢？”蒋纬国似乎有点不解。
外面都在传言蒋介石喜欢直接遥控部队，随意发号施令，弄得部队无所适从，故屡战屡败李幼邻不好当面捅破这层纸，只好说：
“纬国兄，我在美国时就听说我们中国的军队，派系林立，各有山头，还有嫡庶之分。所以每当大敌当前，谁都先敲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谁都千方百计在保存着自己的实力，有多少人能真正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蒋纬国不语。
看到蒋纬国沉默，李幼邻赶紧说：“纬国兄，我是否说多了，说过了头？”
“哪里，哪里。幼邻弟，你说得很对，我正洗耳恭听呢，我们兄弟俩放开聊就是了。”蒋纬国一边给李幼邻和韦永成续茶，一边说着。
“纬国兄，那我就不客气了。”李幼邻接着说：“我回国一年多，看到了社会上形形式式的东西，很多是让西方人不可理解的。作为一个国家，成天在打仗而不去发展生产，不去搞建设，社会怎么会稳定，老百姓又怎么会听从政府的，所以人心都跟着共产党走了。”
蒋纬国说：“幼邻弟，你说的这些我也并非一点都不知道，老百姓确实很苦。就说上海吧，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人心浮动啊，另外，黑势力横行，百姓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但是，共产党也没让国民党好过网。”
“也许这就是主义之争带来的后果吧。”李幼邻虽身居海外，但他对国内形势的看法还是比较清醒的，既客观又悲观。
蒋纬国当然有所不同，从德国学完军事回国后，他当时正在装甲部队任职，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他对时局充满自信，对国民党军的实力也十分乐观。
没过多久，从1948年11月6日共产党发动淮海战役到1949年1月9日结束，共产党以60万的“土八路”军队，战胜了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当然，蒋纬国的装甲部队也在淮海战役中失败了，听说是蒋介石派飞机把他从重围中接走的。
觉得父亲一生走对三步棋
飞机穿越太平洋上空……
这—天是1949年12月8日。从这一天起，作为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踏上了流亡的道路，李幼邻陪同父亲乘机前往美国。
12月10日，在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时在四川成都的蒋介石获得情报说，云南的卢汉拟将起义。这位统治中国20多年的枭雄，终于预感到形势的险恶，于是急忙飞往台湾，从此身老孤岛。
12月25日，蒋介石在台湾日月潭碧涵楼上这样写道：“过去一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
飞往美国途中，李幼邻默默地坐在父亲的后排，密切注意着父亲的一举一动。望着心力交瘁的父亲，李幼邻心里隐隐作痛。他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父亲了，觉得这位曾使日寇闻风丧胆的赫赫战将一下子苍老了、憔悴了。
记得上次他携妻儿刚回国时，父亲时任北平行营主任，到处飘扬的还是青天白日旗。但转眼间，狂飙席卷、天翻地覆，城头变换了大王旗。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历史把父亲推到了国民政府副总统、代总统的位置上。军事的失利、政治的打击、政权的旁落，作为这个特殊时期的“大王”，李宗仁心里该是何等滋味？
尽管李幼邻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但他心理清楚：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他父亲也失败了。
他多么希望父亲能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因为他真真切切地感到，在官场上、战场上鏖战了几十年的“李猛子”再也不猛了。过去在儿子的心目中，不管情况再危急，环境再恶劣，困难再大，都未能让父亲如此颓丧、如此消沉、如此痛苦。如今，父亲真的如同霜打的叶子——蔫了。
李宗仁闭着眼睛，一言不发，静静地在机舱里坐着，而思绪却如飞机下面的太平洋波涛，在翻滚、在奔腾、在咆哮。
飞机钻入了厚厚的云层，剧烈地颠簸了起来，李宗仁的额头上渗出了冷汗。
看到父亲长吁短叹和不自然的神情，李幼邻凑上前去，用桂林话小声说：“爸爸，你还是安静地休息一下，到美国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李宗仁无语。
“爸爸，你该吃药了。”李幼邻又把开水和几片药递到父亲跟前。
李宗仁还是没吱声，吃完药后，便一头靠在座位上了。整个行程中，李宗仁几乎没睁开过眼睛，嘴巴也不说话。
李幼邻心里虽很着急，但也不想在这个时候与父亲多说些什么。他时不时地瞅着身心极度疲惫的父亲，只见父亲默默地斜靠在座位上，矮小的身子一直缩在那件军大衣里面，他突然从心里可冷父亲了。
看到李代总统疲惫、颓废的神情，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受，飞机在下降，纽约机场就要到了。这时的李宗仁陡然打起了精神，他喝了几口水，整理了一下衣着，又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刚才还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如今却像变了一个人，李幼邻心里嘀咕着：当个领袖活得多累啊！
飞机终于降落了，欢迎者甚众。尽管是败国之君，但他毕竟是国民政府的代总统，他与蒋介石还没有到最后摊牌的地步，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与美国还有外交关系，所以美国国务院派专员到机场迎接，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以及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也来了。
政界要人、社会名流、新闻记者，欢迎的口号、挥舞的小旗、还有猩红色的地毯，场面热闹而隆重。
李幼邻对这种场合感到很窘迫，走下飞机舷梯后，他独自悄悄地从边上走开了。
李幼邻后来认为，父亲出师北伐、抗战御敌、晚年回归祖国，这是他一生中走对的三步棋。
为祖国、为民族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991年8月13日，是李宗仁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在桂林举办了隆重的纪念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程思远，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宋堃，中顾委委员罗青长、覃应机，全国政协常委黄启汉以及广西、桂林市有关领导出席了纪念会。
罗青长还受邓颖超大姐的委托，对这次纪念会表示祝贺。
湖北省老河口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千里迢迢专程来桂林参加这次纪念会。
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讲话。他说：
“李宗仁先生一生，青春戎马，晚节黄花。他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指挥作战，立下了战功；他主张和平统一祖国，晚年从万里海外回国定居，这是值得人民称赞和纪念的。”(《广西政协报》1991年8月22日一版)
李幼邻应邀专程从美国回来，参加李宗仁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他认为，这次纪念会不仅是对他父亲一生的客观评价，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宽广而博大的胸怀。他在纪念会上发言说：
“先父42年前出走美国，过了15年的异乡生活。在那时候，我侍奉左右，常听父亲说，不该拒绝接受1949年国共和谈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追悔莫及。他时常想念祖国，听说新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经济建设、科学文化突飞猛进，他十分高兴；看到独立、自主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日高，他更加喜形于色。他曾对我说，他失败了，但换来了新中国的强大，个人得失算什么呢！他很想落叶归根，回归祖国，安度晚年。1965年7月，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回到了北京，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欢迎，并在生活上给予优越的照顾，使他晚年有所归宿，他感激不尽。他写信告诉我，‘百闻不如一见’。他亲自在东北和广西看到的巨大变化，非常感动。近20年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不知胜过上世纪60年代多少倍。若先父还在世，他一定会更加赞佩不已。可不幸的是他已于1969年1月病故。”(《广西政协报》1991年8月22日第二版)
不愿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下
台湾的《传记文学》说：李宗仁是一位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和英雄人物，他也是非凡历史的缔造者，他更是有历史和正统地位的“国家元首”。这种评价似乎过于夸大，但在中国现代史上，李宗仁无疑是一个不可小视的人物。
李幼邻从不愿意在父亲的耀眼光环下生活，去沾光，谋取私利，达到某种目的。他甚至不愿被人说是李宗仁的儿子，觉得李宗仁就是李宗仁，他自己就是他自己。
1931年，李幼邻从香港回到广州念初中。一天，他父亲差人来，让他陪自己作一趟亲善之旅。
地缘的关系、共同的利益，使两广领导人空前地团结起来。为了表达广西方面的热情，李宗仁邀请广东的首脑们到广西走走看看。因梧州毗邻广东，走水路也方便，于是，他们选定了梧州。
当李幼邻陪同父亲走出码头、踏上军舰时，才发现欢送的场面竟是那样的热烈、那样的宏大。军乐队高奏着曲子，少年儿童簇拥着鲜花，彩旗在人们手中挥舞着，和平鸽在空中飞翔。两广的首脑们在军人们的护送下，沿西江溯水而上。
李宗仁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希望儿子多与外界沟通，多与社会名流接触，为日后闯世界打下根基。
李幼邻当然也清楚父亲的这一番苦心，但他对这种刻意安排的应酬活动，不仅不感兴趣，甚至有些反感。那种繁缛的礼节、觥筹交错的饭局，对李幼邻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后来，随着岁月的增长，李幼邻对这种官场上的应酬，越来越不感兴趣，甚至感到是一种压力和负担。所以，每当父亲让他参加这些活动时，他能推则推，能不去就尽量不去。1936年蒋委员长接见他，开始时他也是很不情愿的，只是在母亲的劝说之下，他才答应前往。
1947年，离国10年的李幼邻举家从美国回到上海，随行的行李比较多，有4个大铁壳箱，还有20多件行李。从上海人关时，海关人员一个箱子一个箱子地翻，一件行李一件行李地查，磨磨蹭蹭，从上午11点钟一直折腾到下午4点钟。小孩“嗷嗷”直哭，太太珍妮第一次来中国，看到中国海关如此作风和办事效率，愤怒至极：“我要回美国去。”
前来接站的朋友也很着急，让李幼邻去跟海关人员通报一声自己是李宗仁的儿子，保证很快就可以通行。
但李幼邻坚决不干，他的犟脾气又来了，说为什么要沾父亲的光呢？况且自己没有携带违禁物品，随海关检查就是了。
试想，哪个朝代不是朝廷有人好办事，又有何人不想利用各种关系与己方便？偏偏李幼邻就是如此清高孤傲。
1947年7月，在北平中南海的怀仁堂——李宗仁办公的地方。
那晚，父子俩进行了一番长谈，李幼邻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我相信尽管父亲现在手中没有更多的实权，但为自己的儿子谋一份差事，应该完全不成问题。但是，我今天明确在父亲面前表个态，只要你在北平行营当一天主任，我决不会在北平城当差。退一步说，就算父亲一定要我在北平做事，我个人心里也是不痛快的、不情愿的。假如我在北平谋职，或去从政，或到哪个大学教英语，或做什么生意，我自信应该完全没有问题。关键是当人们知道我是你的儿子时，不仅会影响父亲的形象，而且也有损我的人格。不知父亲是否能理解儿子的想法？
李宗仁在南京当副总统时，李幼邻一直都在国内；李宗仁当代总统时，李幼邻在香港。他从未考虑通过自己的父亲去谋一个好职务、好差事，也从不打着父亲的旗号，去达到某种目的或谋取任何利益。他宁可离开父亲远远的，跑到一个新天地去另辟蹊径，创办自己的事业。生意成功了，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生意失败了，也与父亲无关。倘若在李宗仁的庇荫下发财，他认为这种钱是肮脏的。
李幼邻的人生准则是：不涉足官场，不附庸权贵，不仰人鼻息。他无心求仕，轻视豪门；他厌恶纨绔习气，自立自强；他终生经商，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开发自己的事业。他只想做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自在的人。
这就是李幼邻。
一片梧叶知秋声
《诗经》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
虽离国多年，但李幼邻对故土的情感依然是执著的、真挚的、热烈的。因为他知道，桂林是父母的桑梓地，是李家的根脉之所在。所以，虽为游子，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桂林人。
几十年来，多少“杜鹃枝上残月”的故园之思，多少“黯乡魂，追旅思”的羁旅愁怀，更有多少“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的切切乡情。
这就是李幼邻捧给故土的一腔情愫：无穷的乡思与连绵的乡愁。
儿时，李幼邻随父颠簸于军旅，先是在香港读小学，尔后回广州上了6年中学，十几岁就到美国求学。那时，故乡留给他的是陌生而新鲜、但不完整的印象。
1949年4月，李幼邻从香港回到山雨欲来的桂林城。那次回来，他怀着“归去来兮，吾归何处”的茫然与慨叹，带着自己的母亲，离乡别井，踏上了漂泊之旅。自此一别，只有梦里“看云外山河，还老尽，桂花影。”
直到1973年，母亲又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桂林，他那缱绻乡思才真正注入了有血有肉的游子情和有情有感的孝子心。
“怀人更作梦千里，归思欲速云一滩。”李秀文归国十几年来，李幼邻先后回来了13次，每次都要住上两三个月的时间。
为了使后代不忘自己的根，李幼邻向二女儿雷诗介绍了母亲口述的回忆录《我与李宗仁》。祖父叱咤风云的一生，祖母尊荣而凄苦的命运，还有故乡神秘诱人的民俗风情，无不使这位李家后代产生憧憬和联想。
1990年5月，在李秀文百岁寿诞前夕，李幼邻与二女儿联袂归来，就是为了表达他们魂牵梦绕的缱绻乡思和认祖归宗的一腔情愫。
5月9日上午8时，一辆乳白色的小旅行车穿行在密密匝匝的雨帘里，轻快地向临桂县两江方向驶去，李幼邻带着女儿回乡扫墓来了。
车过临桂县城后，风停了，雨住了。公路两旁，阡陌纵横、四野叠翠，远处，山岚飘逸、云烟氤氲。呼吸着刚刚被雨水洗涤过的清新空气，欣赏着如诗如画的田园美景，真让人心旷神怡。
父女俩谈笑风生，李幼邻在车上不时指点着，向女儿介绍着。虽离开50多年，但故乡的一草一木，对李幼邻来说依然是那样亲切、那样熟悉、那样撼人心扉。
浪迹天涯，人老还乡。“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这其中的滋味或许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
小旅行车在两江镇的沙子岭停了下来。
在公路右侧的山坡上，李幼邻的祖母、三叔和四叔静静地长眠在萋萋芳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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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是代总统手里的一点实力也就是桂系的军事力量，对于一个行将就木的政权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初上台面的李宗仁还是想有点作为，但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随着军事上的失败，他也被逼得四处流窜，蒋介石也经常的在背后使绊子，白崇禧个人还有些小算盘，李宗仁最后也只好“赴美就医”，把这个烂摊子彻底的甩出去了！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讲，他的晚景也不错，至少他回归祖国的举动为自己增加了不少的政治加分，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种情怀是一贯的！假如他一直生活在美国，相信那顶战犯的帽子是会一起进入“坟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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