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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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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 快感人人相似,快乐各个不同
  
  这世上恐怕没有比智慧更令人感到快乐的事物了。这是因为快乐源于人的心灵,而非肉体。肉体上的快感是需要昂贵的资源才能维持下去的。一旦资源难以为继,快感也就苟延残喘。
  而心灵上的快乐却不以人拥有的资源马首是瞻。固然生活背景、家庭环境、教育状况、财富等级使人的阅历各有不同。但许多反例都显示了,这些外在因素更多的和人的知识经验相关,而与智慧无关。这是因为任何环境都能造就智慧。
  快感和本能每个生命都具有,但它们不能归入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在于生命的个体性及个性,而个体性及个性正是通过智慧来体现的。所以说,快感人人相似,快乐各个不同。
  由快乐而产生的智慧的美也就最为高级。不仅因为它是内敛于心灵的,更在于它是生命个体间最可交流的外在美。
  嫉妒他人的外表是可以理解的。人的外表是前一代物质及生理资源的再现,不是生来而平均分配的。但嫉妒他人的智慧,就不可理喻了,这人必定有嫉妒的偏僻嗜好。因为智慧作为精神之美恰能激发每个人的心灵,使之产生向上的进取欲望,获得真正的精神彻悟。这就是智慧之美,也是人与人可以共赏而决无矛盾的一种美。
  智慧的美可以化作产品,那就是原创于心灵的艺术。无论这种艺术是民间艺术、大众艺术还是流行艺术,都因其包涵了智慧而为人类所共同拥有与理解。智慧的产品每天都有所更新,最能切合当下的需要。它载有具体生命当中的活的精神,又饱含了与未来和历史相通的特征。
  
六十七 思想的消费
  
  我们都是消费者,每天都要消费大量的资源。在新时期,我们的消费能力普遍增强了,我们的消费欲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文化也繁荣起来,以支撑越来越膨胀文化消费需要。
  那些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家们从国外移植技巧与思想,在一个小圈子里逐渐坐大,继而把小说的影响力扩展到影视。然而,真正第一个做到小说消费的却是王朔。王朔的小说具有先锋性当中颓废的一面,又把这一性质消解为“痞”,从而为消费者所接受。
  同时,王朔与北京电视艺术制作中心的那帮人共谋,使电视剧达到了消费者能够接受的水准。这是他们的贡献,他们因为先知先觉也先后成名、名利双收。冯小刚在影视方面继承了王朔的衣钵不是情谊所致,而且市场使然。
  而崔健虽然堪称“摇滚教父”,但让摇滚成为消费品的却是黑豹乐队。崔健身上具有的反叛人格魅力使得他的作品虽然赢得广大青年人的心,却不能为商业社会所容。但黑豹不是这样,其歌曲风格十分适合消费型社会的口味,其精神特质也与王朔一脉相通。二者的共同点便是:京味背景,玩世不恭的态度,性格鲜明,思想简单。
  孟京辉的时尚话剧同样如此。与其相比,林兆华更像崔健,那种与商人决不妥协的作风似乎也是至死不渝的。但孟氏话剧实在是开启了话剧的新时代,使话剧这个越演越赔不演不赔的戏剧形式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同。
  第五代电影的发展过程和文学的新时期历程非常相似,陈凯歌、张艺谋都是靠小说改剧本起的家,他们的艺术表现力也与当时的小说风格不能分述。张艺谋在《幸福时光》之后迅速转向消费型电影,使得他的市场业绩迅速达到了中国电影的顶峰。《英雄》、《十面埋伏》就是这种电影类型的典范,其特点是:叫座不叫好、职业道德大于艺术道德。陈凯歌相对较慢,但在其妻的帮助下也涉足进来,目前成绩比较平庸。
  
  以上所论的小说、影视、话剧、摇滚,都以相继沦为消费者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其现象及本身都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无比吻合,虽称不上主旋律,依然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扶植。
  此外,可供消费者选择的还有很多文化形式,诸如:流行音乐,它天生就是为消费者预备的筵席;新闻,从《东方时空》开始;足球,甲A联赛的辉煌与中超的没落;胡同游;什刹海的改造;川剧革新;贺岁京剧;小香玉的电视豫剧;玄幻魔术;小说的VIP阅读;网络游戏;等等。
  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就是思想了。
  那么,思想是否也可以消费呢。
  
  央视十套科教频道的节目很多都与思想有关,如《大家》、《百家讲坛》。这些节目提供给我们非常可贵的时代思想家活生生的画面和对话情景,还把我们带入到比娱乐更加广阔的个性的天地与思想的宇宙当中。但和所谓的“艺术人生”相比,央视十套还不是可以消费的思想栏目。这样的栏目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没有商业广告。此外,像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茅于轼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思想鲜明博大,也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感,但还是“学术著作”,不能归入思想消费的范畴。
  虽然王小波的杂文更加深邃,却只在死后得到些许短暂的荣光。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病隙笔记》等却是在拒绝思想成为消费品的可能。
  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确实开创了思想消费的先河。虽然《文化苦旅》的基本情怀还是发旷古幽思,这个思想风格又是余秋雨这样的江南文人的惯用伎俩。但《文化苦旅》还是把思想降低到可以消费的水平上,使读者从中得到了一个消费者应该得到的尊重以及盗版商可以攫取的价值。余秋雨的作品就是将“中国智慧”和历史怀古披上思想的塑料布,在这块塑料布上却只能凝结出情感的露水。
  还是王朔擅长此道,《无知者无畏》也和他的小说一样红红火火。而他的思想也在这场消费之后归于沉默了,这时候的王朔自称要为自己而写作了。
  纵观下来,今日可以称得上思想消费品的玩意儿着实相当稀少,这也是个很有市场的卖点。那些电视上的社会文化特约评论员们已初具规模,但单薄的思维能力又难以服众。而个人化的博客文化的兴起,或许能奠基出思想消费的前景。我们于如此的荒漠之上将要看到海市蜃楼,应该并不困难。到那时,很多作家都将加入到随笔创作的行列中,比拼起语言之外的功夫。
  
六十八 什么玩意儿会流行
  
  流行文化的兴衰,始终和世人的趣味相关。二百年前的畅销小说《红楼梦》今天读来,却成了高雅之事。八十年前的京戏就是如今流行歌曲的地位。凡是流行起来的东西,一定不会被认定为高雅,因为高雅永远带着小众的商标。东西流行不了,懂的人便少,便有了怪僻的面纱,以为很深奥,就成了高雅。所以说,只因和寡才有曲高。于是,看起来凡是文化上的玩意儿并不该以高雅、通俗来论,倒是有着流行程度的不同。
  
  一个东西要想做到流行,必须具备这样几个特点。这第一个便是,容易看懂。
  在文学上,小说比诗歌容易懂,所以也就能流行。电视剧的长度比电影长得多,也就更加通俗。由此可见,长的总是比短的更平白。这样的例子在流行文化中比比皆是,肥皂剧就很好地应用了这个原理。媒体在这方面,则起到了一个北京小脚老太太和上海妇人混合体得作用。它们把文化上那点儿事儿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解释,甚至不惜用花边新闻来调动受众们的学习积极性。于是就有了一轮又一轮的热潮,大家互相嚼着舌头,把流行文化一点点消化,直到变成肥料,养育了芙蓉姐姐这样的花朵。
  
  流行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能够不断出新。
  时装业要不断举办时装发布会,把那些早已密谋好的流行色发布出来。流行音乐人们要以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热情不断否定自己的旧作,推出新鲜单曲。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其阴险的目的就是搞出一个铁打的营盘玩儿转那些流水的作品。
  在流行领域,新与旧的矛盾已经演变成新与新的争霸。流行文化的支持者以青少年居多,他们的生命意识就是:最新最酷最时尚。
  
  制造偶像,是流行文化的第三个特征。
  偶像原本也是普通人,但当他们成为偶像,其身上已经附加了巨大的资本投入。他们只能按照资本运行的惯性,像一个囚犯那样变成众人瞩目的人物。他们运行的轨迹在偶像诞生那刻起,就已确定无疑。偶像们将生活在镁光灯下,面对着如许阳具般坚硬的话筒,说着与流行性感冒等量齐观的口语,打发着他们看不见的无数目光。
  偶像,实质上把人类的品种又一次作了划分。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流行文化必备的第四个特点。
  为了赢得注目,流行文化不可避免要进行包装。又因其速食性,其质量难以保证,其包装便只能更加夸张、过度。当他们赢利时,他们赚取的社会财富里,有一大部分被浪费在毫无价值的包装上。受众看到了这样的金玉其外的包装,如同焰火般美丽,以为这就是流行本身。而这其中的文化内涵,却被忽略,因为它是败絮,确实不如金玉更接近文化的模样。
  我在《中国文化垃圾论》里所提到的那些文化垃圾,基本都具备这样的特点:愈是败絮其中,愈要金玉其外。
  
  很早就有人很严肃地提出了“严肃艺术”这个课题,想必他是看到了流行文化横行天下这个惨不忍睹的事实。只是这样的“严肃”,没有用对地方。说艺术是严肃的,这本身就有语病。艺术的内容必须是严肃的,才是严肃艺术么。那么,是否“严肃”指的是创作态度呢。
  我们在上面也分析了金玉与败絮,明了那样的败絮就来自流行文化的蓄意制造。或许流行文化就是需要这样的败絮,就是需要这样的粗制滥造,而不是精工细作。可以说,他们的制造态度很不严肃。可有了严肃的态度,就一定金玉其内了吗。
  
  而流行文化在向非流行文化转化时,我们倒是能看到那久违的“严肃性”。冯骥才在对民俗文化的拯救与挖掘中,把民俗文化当成了大熊猫,自然是一脸的严肃。这位寻根文学的主将终于找到了那不再流行的根,怎能不一往情深。
  相声无疑也是这样的趋势。在以前,当相声还流行的时候,其表演者大多是撂地摊儿的人物。而和其它非流行文化一样,相声工作者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揣摩如何当好这个流行—>非流行的转换器。其中够资格的佼佼者,就被封为“表演艺术大师”。
  
  非流行文化大多受到中老年朋友的追捧,这就意味着它们曾经是流行文化。
  经过如此光阴的打磨,留下来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精品,被称为“国粹”、“活化石”。最火的那些偶像死去了,新的偶像也没了前辈的容光。
  商人远离,铅华洗尽,才露出文化的底色。
  
 六十九 美女与丑女的知性关系
  
  一个人生得美,纯属偶然。但美女为自己的容貌骄傲,却是必然。就在这偶然与必然之间,浪费了多少智力资源。
  好象美女的大脑只是为了支撑她那张脸蛋儿似的,好象只有丑女才努力学习。
  当一个女人重新拾起一本字书或课本,证明她对自己的相貌不再自信了。
  当美女看图的时候,丑女一般在读英文版的小说。
  美女读书总让人觉得是在浪费光阴,或者就是肚子里有了。丑女则很懂得光阴如梭的道理,常常用口红划出书上的重点。
  美女们只需掌握化妆品上那几个可怜的英文单词,以及把各种名牌的汉语拼音念熟。而丑女要掌握的知识可就太多了,因为那些化妆品、时装就是她们设计生产的。
  美女看镜子的时间肯定大于看书的时间。丑女即使上厕所都要端本书,及时补充。
  在知识这个大泳池里,美女浮在水面上,套着常识的游泳圈招徕过往。她撩起水花显得多么妩媚。而此刻,丑女却在潜水,在找那掉下去的博士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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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 建设公民社会
  
  建设公民社会才是可操作的社会建设形式,而非什么“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那样虚幻、泛泛。
  正是因为提不出核心的目标,所以才会以新代旧、以和谐代小康。
  
  中国的人民不是群众,而是一个个的公民组成的群体。
  农民和城里人一样,都是公民,具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作为公民,可以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居住,不应有所谓的“暂住”。
  
  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那些人民代表还不是公民代表,也就是说,还不是每个公民心仪的代表,很多公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代表是谁,他们长什么样子,有什么主张。
  所以这些代表只能是泛泛的人民代表,而不是具体的公民代表。
  
  村民自治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是两个建设公民社会的起点,也是公民民主权利的载体,应该按照公民社会的总目标来规划二者。
  村民自治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仅仅是起点,之后还应该扩大到公民乡镇、公民城市、公民大大省,最后达到公民中国。
  
  那么,建设公民社会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呢?
  
  宪法虽然规定了很多公民的权利,然而在现实当中这些权利却不能得到保障。
  诸如:收容遣返制度(已废止)、劳教制度、户籍暂住制度等都是明显违反宪法的。
  建设公民社会的第一步就是把这些制度清理干净。
  
  建设公民社会的第二步乃是让民主选举制度能够从形式的神坛走下来,让公民真切地感受到肉身的选举与被选举权利。
  人人都可以提议自己为公民代表,后者不是被内定后差额出来的。
  人人都可以向公民代表质询,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批评。
  
  建设公民社会的第三步当是把中国社会从人治的泥潭彻底摆脱出来,在所有事务上都得到公民的认可和法律的保障。
  媒体只接受法律的管理,而非政治审查的约束。
  这样,公民的声音才能真正得到尊重,才能使政府处在公民代表和公民舆论的双重监督之下。
  这样的政府才可能是公正、清廉的。
  
七十一 相对性感原理
  
  最小相对性感,指的是认同异性的最低阀值。如果低于这个数值,就可以认为那个异性为同性了。失却了最小相对性感的认同,这个异性所具备的性别角色也就消失了。即使她(他)还保留着作为异性的性征,但还是要建议她(他)可以考虑做个变性手术了。
  最大相对性感,与最小相对性感匹配,自然就是可容忍的最高的异性的性感特征和行为心理。超过了最大相对性感这个数值,一个异性在对方看来就可以用荡妇或者恶汉来形容。这只是过于激烈的一面。在另一方面,女人气过重会遭到“妖精”的污蔑,或称之为病态美人。在男人身上,像张飞就算是超越了最大相对性感的一例,最终有了杀身之祸。
  最大相对性感也可以应用在同性之间。超过了最大相对性感,就会出现同性恋。
  由于每个人对性感的感受经验和忍受程度不同,那么上面那两个量值就该是相对的,而且,性感值的相对性本身就说明,异性之间的心理、行为上的差别并非是绝对的。
  
  人妖可说是充分运用了相对性感原理。他们是男的,却能让同性和异性都觉出十足的性感。他们既具有男性的最小相对性感,也具有女性的最大相对性感。他们实在是恢复了雄性动物本身在动物界的美丽身份。
  那些变性手术的目的,也是为了达到受术者在最小相对性感和最大相对性感之间的平衡。那些要做变性的人,早就对自己的性感有了深入骨髓的认识。当他(她)认为自己身上具有了异性的最小相对性感,就有了变性的念头。他(她)会逐渐对异性的最大相对性感产生期望,并通过打扮使自己的异性相对性感值提高。当这个相对性感值由于自己天生性别的社会身份及生理障碍无法继续爬升时,就走进了变性手术室。
  京剧当中的男旦也是这样。他们在生活中依然可以保留男子风范,只是在艺术中实施了变性手术。也有一些人把艺术中的变性特征拿到日常生活当中,造成了同性相对性感和异性相对性感的混乱,让旁人分外不得舒悦。而那些烂电视剧却把这样的恶心搬上屏幕,使全国人民对相对性感原理有了更深的误解。
  想想吧,有了相对性感的这两个量值,我们是否会觉得这世界不再像二元结构那样枯燥了吧。
七十二 “恶”是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原因
  
  自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来,道德状况就一直是不断争论与辩驳的话题。潜藏深植在国人心中的道德并非一本清水帐册,而是一部兼容并蓄历史与现实、自身与他人、家庭与社会的天书。潜规则、行规、规矩、不成文的规定,这些都可构成道德的一部分。
  时代永远是领先的,道德迟滞在后。雷锋在那个时代可说是道德先锋,其道德观迎合了那个重公轻私的时代。这种道德似在昭示一个真理,道德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等到王海出现,人们才发觉,时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道德越来越强调特殊性,关注每个人的私有权利。人的身份、角色也悄然巨变,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主人翁变成公民、消费者、纳税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个各种经济形式交织在一起的社会里,也就同样地复杂化了。各种各样的新道德观出现、成长,就像大厦外墙上新增的一个个空调器。同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种宗教也派生各自的道德。时代与社会越来越多地发生着联系、关联,道德所面临的问题也就越来越难以逾越。
  贪官李真在被判死刑后上万言书,写如何反腐。而我们每个普通人,一样避免不了道德上的自诘。如果说贪官是这个社会最不道德的人,那么他们也是从我们之中成长出来的,也是我们几辈人不断言传身教培养出来的。
  看着纷繁复杂的道德事件以及伶牙俐齿所溅出来的道德飞沫,就能看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道德标志着时代。在这个时代,就是多元的道德观,互相矛盾的道德观,处在不断调和中的道德观。
  道德的矛盾演进在当今这个时代已成为比奥运会还伟大的一项世界性运动。道德冲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从东到西、从麦加到梵帝冈、从孔子到福柯、从小脚到钢管舞,到处都是道德那黑蝴蝶一般飞舞的身影。
  中国社会的进步,实质上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当官本位的道德光环逐渐消退、金钱本位的时尚皇冠初露端倪,道德更像一场作秀的游戏。娱乐新闻中的炒作,大部分都与道德和良知有关。明星依靠了一些道德上的越轨行为让受众们继续记住他们。那些没有成名的则靠了给道德的当头棒喝一夜成名。恶名也是名。只要是名,不分善恶。
  社会广泛议论的话题主要聚焦在那些新事物上,它们的出生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不顺眼的。牛仔裤、迪斯科、卡拉OK、试婚、私营经济、个体户、典当行、染发、韩流、炒作、赞助式婚礼、跪式保姆、文字官司、私人侦探。据说,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但一窝蜂地把以上的所有东西都归入新事物,似乎很是牵强。
  如果说存在就是合理,那么那些不合理的现象的存在,又怎能是合理的呢。其实黑格尔是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合理”与“合乎理性”完全不是一回事。
  牛仔裤否定了的确良,迪斯科否定了忠字舞,卡拉OK否定了大合唱,试婚否定了包办婚姻,私营经济否定了一大二公,个体户否定了大锅饭,染发否定了一成不变,韩流否定了歌咏比赛,炒作否定了权威,赞助式婚礼否定了大操大办,私人侦探否定了司法制度。
  说到这里,道德演进的节奏已昭然若揭。时代的道德演进总是处在一个经济平台之上,才得以充分展开。道德的演进不是只朝一个方向,而是多方向地发展。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在时代的各个阶段中,在道德的各个层次里,都有一个“恶”的逻辑如同陀螺一般起到了动力的作用。
  我们时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善”,会以为那是道德经行世界的结果。我们也时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恶”,就会以为那是道德经行世界要打掉的妖怪。但如果认真深入去探解就会发觉,正是理性所表达出来的“恶”,才是使这个世界得以如此丰富多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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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三 举报上级虽然光荣,打击报复仍然有理
  
  观央视3月27日《新闻调查》“辽宁鞍山国税局打击报复举报人李文娟”,想说的话虽非滔滔江水,但也绵绵不绝。
  首先,中国人对人际关系和人缘的重视程度明显超过了所谓的“正义”。李文娟这样做就是置自己于无立锥之地而后快,但她还是这样做了。如果她不受到打击报复,那才叫奇怪呢。
  中国社会历来是修身才可齐家、才可治国、才可平天下,而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想李文娟丝毫不以小家、小集体、小单位为念,直接去平天下了,把那些扫屋子的人晾在一旁,能不招人恨吗。
  举报人李文娟的遭遇正说明举报的人生成本何其大啊,这也就注定了这样的事情少而又少,于是就成了典型,成了央视新闻的调查对象。
  
  我国虽然有法可依,虽然执法必严,虽然违法必纠,虽然也嫉恶如仇,却很少去动脑筋保护那些与罪恶做斗争的英雄们。
  于是虽然英雄辈出,似乎表明中国的脊梁依旧。但实在是凤毛麟角,只能做英雄状了。
  如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今生后世,如何让举报人不受打击迫害,如何为上访者打通方便的信息渠道?
  说到底,就是如何保护公民的法律监督权。
  
  万恶的劳教制度,原来是为了反右才颁布的,至今却成了专门对付举报人的武器了。实在悲哀,应立即废除!
  鞍山市副市长和公安局长居然当起了法官,大笔一挥,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李文娟关进劳教所,和蹲监狱有何区别呢。
  他们在这件事上到底有没有违法行为呢?
  鞍山国税局的负责人在这件事上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他是否违法了呢?
  《新闻调查》不应止步,而应该继续深入调查下去,这才是记者的责任和央视的风度。
  
  当年的孙志刚之死带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如今的李文娟事迹能否使劳教制度早日寿终正寝呢?
  至少李文娟还活着,还能上央视,这或许就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的进步吧。
  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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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四 因特耐特就一定要实现
  
  很久很久以前,有位物理老师深情地对我说:人类最早的光通信设备,就是我国劳动人民伟大智慧的结晶——雄伟的万里长城啊。
  在一个阳光灿烂春风荡漾的日子里,我又登上了万里长城,眺望着这座比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巨大亿万倍的光通信设备蜿蜒在苍山墨岭,畅想着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气魄和褒姒一笑时的幽默。我穿过一座座曾用来屯兵驻守的城堡,进一步发现了长城是人类最早的高速公路,而且还是全封闭的。这些心得真令我由衷自豪,并差点儿写篇论文。
   很久很久以后,我听说这个时代有个很奇特的网络,叫“Word Wide Web”(中文意思是“全球信息网”),小名“因特网”。它能够让世界上所有人之间交流信息和思想,这令我想起了世界大同。可还有很多人管它叫“Word Was Waiting”(中文意思是“世界在等待”),原来它的访问速度太慢了。看来乘飞机火箭进入大同世界是没戏了,只有靠汽车了。所以,人们又美其名曰:“信息高速公路”。
  
   挑灯攀尽网千树,更织络,站如雨。
   铜线光纤铺满路,模拟声动,鼠标光转,一夜群虫舞。
   饱览台北黄金屋,笑闻相约聊天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因特幽悠处。
  
  如同宋词被涂鸦为现代派的戏语微言,我的田园梦也随着信息时代的莅临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而破灭了。
  我是读着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和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走过黄金时代那布满陷阱的青草地的,憧憬的是里夫金式的自然生活,每日与闲云野鹤为伍,和丘山沟壑图存,比竹林七贤更闲得桂花落,比陶渊明更急于唯吾德馨。
  
  商朝的西伯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在公元前的某段时间曾被纣王囚居。他闲来无事便抽出褥席下的草根用曾曾太爷伏羲的阴阳八卦推演出了周易六十四卦。根据今天那些已经洞开天眼可见常人所不能见的天师们的说法,自此以后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都可打周易六十四卦推绎出来了。这种理论看来比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更容易上手,对现实生活似乎也更有指导意义。
  待到春秋时代,孔子尊文王梦周公,仁义礼智信独成一家,温良俭让恭登堂入室。孔孟学说虽历赢政焚书坑儒,终由刘彻发扬光大。中庸之道渐成中国一独门功夫。正当大儒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地挑拣拾掇着君子小人的精神学说时,柏拉图却站在雅典城堡里对公民们说: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发现真理的人享受真理。
  据说古希腊最早的哲人泰勒斯就因精熟天象准确预测到来年橄榄丰收而大赚过一笔。如今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在这方面更是匪夷所思无以复加。世界上第一台机械式计算器是德国人威尔海姆•什卡尔亲自制作的。而伟大的哲学家德国人莱布尼兹则发明了可完成四则运算的通用计算器。但德意志的思想成果最终还是在硅谷被山姆大叔给弄灿烂了。
  不过,莱布尼兹指出最早的二进位制是中国的八卦。作为四大发明传人,我觉得他还挺可爱的。早在电子管计算机时代,美籍华人王安就已经提出了利用磁性材料进行存储的思想。看来,在现代计算机的脉管里,也流着华夏民族的血。
  
   起来,全世界孤独的电脑。起来,还没上网的主机。满腔的电流已经接通,要为联网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网迷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黑客。
   从来就没有什么通灵学,也不靠轮船飞机。要创造网络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失去的时光,让思想在宇宙激荡。快把那屏幕点亮,升级换代才是时尚。
   这是最高的快乐,团结起来到明天,因特耐特*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高的快乐,团结起来到明天,因特耐特就一定要实现。
  
   在这个时代,最有知识的不一定最会玩儿,但最会玩儿的一定最有知识。
   玩儿不过是轻松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网络中的游戏规则也是玩儿出来的。电脑网络厂商们根据自己对未来发展规律的设想制造着自己的玩具。规则就是市场上的共识,人们称之为“协议标准”。
   我回想起小时候玩儿过的很多游戏。用竹竿粘知了,能于万叶丛中辨认那黑头的位置。用网兜捕蜻蜓,放在家里天真地以为它能震慑肆意妄为的蚊蝇。在黑泥塘里捉青蛙,那时候的青蛙又大又傻。打炮仗,并数次挂彩。玩儿弹弓,吃过纸叠的子弹疼得我直闭眼。纸元宝、香烟盒、瓷儿片在我眼里就是堪与人媲美的资本。
   没经历过童年游戏熏陶的人,也不会有一颗永远年轻的玩儿心,也就达不到对玩耍价值的深刻认识。我看着那些在闪烁其词的显示屏边聚精会神的小孩儿们,感觉他们身上混合着信息社会的朝气和后工业时代的老成。他们不幸地落生在一个不需要动手、一切都已数字化的世界,而我却幸运地从一个无知无忧但商品还很匮乏的年代成长了起来。
   别了,我的儿时玩具。我将在因特网上使你们的精神不朽。我将珍惜每一寸网上光阴、每一段字节数据,为了我,也为了你们。我将直面这没有了你们的惨淡人生,我将永远为曾经拥有过你们而自豪。我会继承你们的遗志,永远葆藏着对游戏的深厚感情。游戏要从娃娃抓起。
   小隐隐于林,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网。
   让我们做一个真正的隐者、不朽的玩家!
  
   在联合国,有一次英、美、以色列的代表在一起聊天。
   英国人说,我们国家的工地,一挖就挖出好几百年前的电话线来,说明我们很早就有了先进的通信技术。
   美国人说,我们国家的工地,一挖就挖出好几百年前的光纤来,说明我们很早就有了光通信技术。
   以色列人最后说,我们国家的工地,一挖什么也没有,我们用无线。
  
  现在,中国电信的分组交换网连接了所有的县城,ATM高速骨干光纤网把全国省会和重要城市整合为一,因特网联系着千家万户,多媒体憧憬着各种新奇业务。
  再也没有人为抄写《金瓶梅》里的那些删节段落而夜以继日了。也再不会有哲学系研究生为本地图书馆里查不到福柯的英文版《词与物》而心烦意乱了。再也不必为查一个典故的出处翻遍《二十四史》了。也再没有人去造第二个“天一阁”了。
  孔老二说:吾未见好德有如好色者也。他的这句话除了语文课本上的解释外,还有深层的传播理念在里面:色情总是比德行更容易传播,知道莱温斯基小姐的人肯定多于雷锋爷爷。
  
   网络就是这样一种媒介,充斥着声音、色相和数据,是一切矿藏的渊薮和垃圾的归宿,是一切纵欲狂的天堂和失落汉的乐园。它销售新闻,贩卖真理,复制知识,使地球上的所有人一下子都从痛苦的白痴变成了沾沾自喜的先知,又一下子从自以为是的先知变成了幸福的傻瓜。网上传播着“0”和“1”组成的情感,就像我们用蛋白质和脂肪酸所构筑的友谊一样。亲情、友情、爱情、嫉妒、冷漠、仇恨,都能从1024X768的画面中分辨出来。
   传统的书店、电影院、学校、商店、邮局、餐厅等众多服务设施都将被移植到网上,这是一个虚拟的社区、一个虚拟的城市。那遍布大街小巷的电线、光缆、同轴缆,还有那与白鸽齐飞的无线电波居长天一隅的人造卫星,都是这座虚拟城市的神经。
   在这里,新的观念正蠢蠢欲动,新的道德将应运而生。是人,赋予了它生命,赋予了它勃勃生机。它自由地生长着,如离离原上草渐渐地连成一片,似星星风中火顿成燎原之势。
  
   我一直认为,如果人类没有因无聊的欲望而对原始森林进行了过度破坏,艾滋病毒本来也就是非洲黑猩猩之间的一种昂贵稀有的性馈赠。
   在电脑网络上,计算机病毒堪与艾滋病毒相提并论。可以说,它是美国科普作家雷恩在其1977年出版的科学幻想小说《PI的青春》(《Adolescence of PI》)中发明的。后来,美国的计算机安全专家弗里德•科亨博士通过试验使幻想变成了理论上的现实。
   关于电脑病毒起源的猜想也和艾滋病毒一样,莫衷一是。
   恶作剧说认为,人的戏剧才华之横溢之出众于灵长,是一种难以控制的混乱力量。看看吧,在世界各地上演的戏剧之多,无非是让人觉得这个世界还不至于淡如水罢了。电脑病毒就是人类的戏剧本能之劣根性的产物。
   自我保护说认为,病毒是自我保护的产物,软件商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在用户不遵守商业道德的时候使他们的机器染上病毒。
   游戏说认为,由于《圣经》规定了人命定永远是上帝的孩子,所以人类也就放弃了长大的理想而对游戏人生充满了兴趣。电脑游戏之一就是看谁在网上能先破坏别人的机器而又使自己完好无损。
   我觉得如果电脑没有病毒的话,就像1977年以前,它还真很像件完美的工艺品。但当病毒出现了,2000年问题也发生了,我感觉电脑就真的成了一件艺术品了。
   病毒就是雕刻家手中的刻刀,病毒就是瓷窑里的熊熊烈焰。病毒是霜,是雪,是虚拟的世界里那无法抗拒和消灭的自然灾难。
   这就是人类所创造出的产品,它反过来给人类提出了新的问题。就像原子弹、空气污染、旱涝、战争,可以说,电脑病毒也是人类得以不断进化发展的非常规动因。
  
   如果茹毛饮血能满足人的精神,今天的狩猎业将比旅游业更加发达。人们大可以在长白山自由自在地打猎,也不必为伤害一只华南虎而坐牢。若是耕种庄稼、栽植果树或养殖牛羊能搞掂人类的欲望,今天的农林牧业将比电信业更加有前途。人们可以在田园风光里指挥若定地用电子技术控制一切作物的生长,陶醉在母牛身边像喝唯真矿泉水一样狂饮着鲜牛奶。
   然而工业的长足进展深刻地破坏了古老的森林与农庄。天空已镶满不锈钢的窗户,大地上结遍塑料薄膜,海洋被厄尔尼诺和科罗娜搅拌得如巨型小天鹅洗衣机,连上帝都偏爱通过原子钟记载世纪的轮回。人类不仅拥有一望无垠的田野阡陌,还亲手缔造了纵横交错的公路网、有迹无形的航空航海网,还有电话网、无线蜂窝网、广播网、有线电视网,甚至销售网、营业网、关系网。可见,人类比蜘蛛更喜欢也更善于编织网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电脑网络一出现就倍受青睐并很快成为最时髦最高级的网络形式。
  人类逐渐褪尽了类人猿的脸毛,露出鲜明的面部特征。在社会里生存,人脸是每个个体为社会所认识的重要手段。在每张脸上都赫赫然写着:官职、地位、名气、财富、宅电、手机号、办公室电话、帐号、住址、网址。这些恐怕都是羽西化妆品所望尘莫及的。
  
  在模拟时代,长江模拟着黄河,农村模拟着城市,好汉模拟着绿林,儿媳模拟着婆婆,城市模拟着城市,单位模拟着单位,楼房模拟着楼房,人模拟着人。
  每一支农民起义军都模拟着现政权的制度,
  每一个朝代都模拟着上一个王族的命运,
  每一位新登基的君主都模拟着先皇的口气,
  每一位朝庭命官都模拟着忠恕人臣,
  每一个家庭都模拟着孝悌慈严,
  每一个男人都模拟着齐家修身,
  每一个女人都模拟着相夫教子,
  每一个学子都模拟着先贤至圣,
  每一个爱情故事都模拟着梁祝贾林。
  
  数字意味着可以任意存取,可以随便切割,可以全部删除,可以瞬间复制,可以打乱重来,可以压缩释放,可以量化社会的个性。
  数字跳跃了绵延的历史。我们听磁带上的歌曲,必须一首首地听,一首首地过带。而在数字式光盘上,可以瞬间从当下跳到其它任何一首上。这件事虽很小,却引出了我们阅读历史的新方式。
  因特网中使用的超文本传输协议,是对我们日常阅读方式的反动。在日常阅读中,书的句子、段落、章节、页码的顺序都由作者决定,读者是被动阅读的。而按照超文本方式做网上浏览,却能完全脱离三维物理世界的束缚,利用一组多维指针,你可以选择某一部分并将其引申。整个文字结构乃至多媒体系统仿佛一个宇宙,任何一个星球般的信息分子都能与其它事物用引力相连,就像典故的手法扩展了诗意的时空。
  我们那么轻易那么流畅地打开着观念中的观念、思想里的思想、艺术中的艺术、欲望里的欲望。我们超越了“我注古人”抑或“古人注我”的星形历史抽象,达到无限多维的菩提境界。数字教会我们新的思考方法,也许因此我们将不再以为我们的历史是如此沉重。
  
  在数字时代,模拟时代那千手千眼的观音变成了千网万站的利维坦,而一切模拟的历史、财富、文化都将转变为数字,从而成为共生的簇群。数字的空间融化了模拟的时间。所有地球上的民族、种族、群落都超越了历史的羁绊,因特网与数字为人类找到了相互交流的世界性语言。
  因特网不再面向连接,也就是说,人与人、站点与站点之间不再有必然的联系。根据互联网协议的原理,一个网络个体欲访问另一个,需先发出探询对方的信息,待对方作答确认后方可进入。这就意味着,每个个体的权利是一样的,都有独立的个性。他们共享着带宽、软件、信息,分担着费用、事故、病毒,文质彬彬地各取所需。
  信息是全方位发散的财富,其普天同照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太阳。只有信息社会才能真正地实现平等。珠光宝气已变得俗气昭昭,信息社会自有它的信息贵族。他们比精神贵族更关注现实,比皇家贵族更具号召力,比明星贵族更有活力。哲学所上下求索的、艺术所苦思冥想的关乎生存的问题,都将在网络时代得到最可操作的解决。
七十五 中国魔术在耍甚么
  
  这世上有一样东西,即使在如今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年代里,依然很保密。那就是魔术了。市面上,盗版书店里,几乎看不到魔术揭密之类的书。为什么呢?不是因为魔术行业的保密工作严密有加。想想那些大片的碟版都能在其未公映前被盗,就能明白何以魔术还依旧是魔术。因为大家基本上不看魔术,对魔术没有兴趣。魔术,不过是在酒酣耳热之际的祝兴小技。
  中国魔术即使经过大卫表演的洗礼,依然故我地表演着大变活人和礼帽藏鸽。那些魔术师到底在想些什么,又在耍些什么呢。他们完全把魔术当成一门类似杂技的技巧,凭着手法和机关以为就能吃遍天下。
  他们应该知道,魔术是前科学时代的产物,是利用了人们在科学低能时代对世界的兴趣。当然,或许这里还有气功的功劳。
  但他们决不会想到,魔术在如今的科学发达时代,应该按照科学的理论进行改造,应该把那些牛顿力学的图解改造到时间简史当中去,应当和科幻、未来学相结合,应当让魔术具有黑客帝国般的体验感。这,才是中国魔术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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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六 审丑文化的先驱们
  
  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驱,鲁迅是新文化的先驱,网络新偶像则是审丑文化的先驱。
  记得李泽厚的一个叫刘东的学生,写过一本研究丑学的专著,没什么大影响。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如今丑学能为世人瞩目,蔚为壮观,当然要感谢网络新偶像。
  老子说,天下皆以美之为美,斯恶也;天下皆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
  以前我们爱美,那是因为丑的太多,而且丑得千篇一律。以前我们好善,那是由于恶的泛滥,而且恶得毫无创意。
  并非是我们的美学标准产生了偏差,也不是道德原理出现了裂纹。而是我们懂得了,美与丑的分界更在于生命力的体现,善和恶的不同更在于是否真诚。
  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国际名模吕燕,苏轼的宁丑派书法,?。瞧瞧,刚举了三个,我就举不下去了,就困了,就得说到美籍华人孔祥东了。
  可见,在我的脑子里,美的东西还是很充斥的,很乌秧乌秧的。
  丑的可值得欣赏的东西太少了,那么好,现在我们开始审审网络新偶像的丑吧。
  
  审第一丑,貌丑。
  若说网络新偶像相貌一般也就罢了,可是人们纷纷要说她丑。其实丑也非真丑,而是在审丑。于是,网络新偶像愈发丑得传奇了。就像我们去想象和怀念一两千年前貂禅和西施的美貌那样。
  关键在于网络新偶像的容貌引起全国人民大发了一次审丑癔症,每个人(或美或丑)几乎都把她归入丑者行列。似乎没有人建议她去美什么容,这和当年天津奇丑女事件大相径庭。媒体利用其丑大作文章,掀起审丑高潮。
  
  审第二丑,身丑。
  S,S,真TMD-S。这就是效东施(而非西施)之颦的丑。网络新偶像就是要用挺胸提臀扭脖这样的造型来弥补她的貌丑,从而使身丑与之配套和统一。
  所有成功的艺术都有自己的符号。七品芝麻官鼻梁上的元宝白,小丑的红鼻头,徐冰的天书,齐白石的虾墨,王朔小说里的京片子。
  人们在各种媒体上都能看到这个S。这就说明这S算是审丑艺术形式的一个符号、一种招牌了。
  
  审第三丑,语丑。
  网上的宝典及语录里的那些颇可玩味的话语可说是完全超越了韩乔生语录。中华汉语的某些以前未来得及发挥的潜质因此得到发扬光大。
  
  审第四丑,名丑。
  网络新偶像的高参曾跟她说,与其在清华BBS上被那些闲极无聊的莘莘学子嘲笑,还不如到天涯去挨全国人民的骂。网络新偶像还就是这么做的,确实走对了。
  此后她就要利用她的名声来为自己争取一份前途。于是触电、接受采访、当代言之类就顺理成章。
  她在博客网上一如既往地自恋地贴PP,一如既往地接受着全国博客的谩骂,似乎不这样,她就不是网络新偶像了。
  如果在她的博客上的留言全是表扬信,成了个女丛飞,那她离消失也就不远了。
  所以被人审了丑的,也只能一直丑下去。因挨骂而出的名,也只能在挨骂中维持。
  
  想想以前,我们的文化多么正经。
  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四十年代的整风文化,五六十年代的继续革命文化,七十年代的样板文化,八十年代的伤痕与反思文化。
  到后来,就出现了痞子文学、无厘头的电影,纯搞笑的电视节目,大话的语文课本,冯小刚的娱乐电影。
  骇版的历史,架空的历史,戏说的历史,跟历史算干上了。
  还有街头人体彩绘秀,皇马的中国商业秀,脱口秀,选美秀,秀个彻底。
  到如今,审丑文化来到了。
  
  网络新偶像注定作为审丑文化的先驱载入中国审丑文化史。
  她的矜持,她的自恋,她的厚脸皮,她的偏执狂,她的手段,她的网语语法,她的衣着,她的事迹,甚至她的车祸,都需要被继续继承。
  一切把尾随跟踪当成继承的这花儿那花儿都将过早枯萎。
  只有当超级女声这样的群体崛起,
  只有当……,
  只有当我们民族的整体审丑素质得到大幅度提高,
  我们才能说,审丑文化真TMD成熟了。
七十七 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虐待生命
  
  我们每天吃鱼
  鱼眼睛也被抛置一旁
  我们吃鳝鱼
  把它钉在案板上剖腹
  我们会因禽流感 疯牛病虐杀大量家畜牲禽
  我们管这叫“扑杀”
  我们吃胎盘 吃死婴
  还吃毛鸡蛋 还得在厕所外吃
  
  我们践踏草地
  超度了多少生灵
  我们砍伐森林
  让多少生命流离失所
  我们制造温室
  让北极熊迁移南极洲
  我们修建水坝
  让那些鱼类不能迁徙产卵 断子绝孙
  
  其实我们每天
  都在虐待生命
  
  那些因虐猫事件而愤怒的人
  是否该去念佛
  那些因虐猫事件而愤怒的人
  是否会觉得自己虚伪
  那些因虐猫事件而愤怒的人
  是否具有正常的逻辑习惯
  那些因虐猫事件而愤怒的人
  是否就是在无聊中寻找意义
  
  纵然公安机关参与调查
  能耐她何
  法律对此没有任何规定
  何况这是人类本身的问题
  
  只有网络
  能把这样的事件无限放大
  只有网络
  能让这样的老女人大放异彩
  
  这件事情的唯一结果
  就是那个类似芙蓉姐姐的人物
  又出名了
  这件事情的唯一后果
  就是那些爱骂街的网络人士
  又找到了一个无极出口
  
  人类最高等
  所以就有权主宰低等动物的命运
  我们是中国人
  所以我们就可以滥用民族主义情绪
  我们是北京人
  所以我们就可以歧视河南人
  我们是男(女)
  就可以歧视异性
  我们对异性结婚更着迷
  就可以否定同性婚姻
  我们要保护妇女权益
  就可以忽视男性被骚扰 被强奸
  我们要
  ……
  我们
  ……
  我
  ……
  
  ……
  
  其实我们每个人
  每天
  都在
  虐待
  生
  命
  !
  
七十八 后偶像时代
  
  网络上又有了新偶像。有人说她是草根偶像、是中国的孔庆祥,有人说她背后藏着一个极高明的策划,有人说她是精神病的一种、至今无法命名……
  然而,我要说,她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映射到大众、网民的人心里,确实不是简单的几句讽刺比喻就能打发的。
  
  章子仪有什么了不起?
  陈红会演戏吗?
  一副苦相的徐静蕾有什么呢?
  还有那些大量来自朝鲜半岛的韩国淘金者又怎么样呢?
  杨谰又为我们的文化做过什么呢?
  张艺谋的武侠电影能告诉我们什么?
  
  从《非常6+1》到《星光大道》再到《超级女声》,明星速成体系基本确立。但其共同的特点是媒体操纵。
  看看《开心辞典》,看看《同一首歌》,我们已经产生了赶紧换台的生理感受。
  我们看够了媒体的炒作,看够了那些包装出来的玩意儿,看够了扭捏造作。
  我们决心站起来对他们说:这些个玩意儿,我们也会。
  
  越来越多的包装和越来越豪华的炒作使得人们对如此而来的偶像产生了普遍的厌倦。
  当我们一次次被这些明星大腕和他们的作品整得哑口无言,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垃圾永远是垃圾,哪怕它是上亿人民币打造的垃圾。
  
  网络新偶像或许也是垃圾,但她是低成本制造的垃圾,比起《功夫》、《英雄》来更有平民、草根气息。
  所以我殷切希望网络新偶像能从垃圾堆崛起,达到连好莱坞也难以企及的高度。
  
  正像行为艺术号称“人人都是艺术家”一样,在网络上,人人都可以是偶像。
  无须媒体吹捧,只要自我炒作,一切皆有可能。
  
  在政治年代和专制社会,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事迹而闻名。我们管这些突然屹立起来的人物叫作“英雄”。英雄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一个前电视时代精神生活的质量。
  想一想,如果一个时代没出什么榜样性的人物,那么这个时代是不是有些那个,就跟老天阴沉沉老是憋着不打雷不下雨的,很不痛快,容易得抑郁症。
  于是统治者需要经常树立一些忠臣、孝子、烈妇之类的以资传扬。虽然野史、评书也把他们当作娱乐资料,但他们还是人们的崇敬对象,而不是娱乐对象。他们在神坛上经受着烟熏火燎,还有神性在。
  这就是政治偶像的时代。物质相对贫乏,资讯更是落后。人们还没有选择偶像的权利,但还有躲避偶像的机会。
  那些隐居尘世的人,他们不崇拜政治偶像,他们和网络新偶像一样,以自己为偶像。
  
  伴随政治偶像而生的是文化偶像。文化偶像的出现需要更多的历史机缘。何以选择你而不是别人,何以你身上的文化元素成为时代的发光点,凭什么你就能一夜成名鸡犬升天。殊不知,这文化偶像比政治偶像要复杂许多。
  王朔是著名的文化偶像,北京制造。京味儿文化是善于制造偶像的一个文化。它即平民,又贵族,既下里巴,又阳春白。它不光产生了痞子文学,还把很多玩意儿也弄得跟时尚似的。
  王朔之所以能风云天下,这和他的生活是分不开的。他是个退伍军人,在大院里长大,做过倒爷,在部队当个卫生员。一直闷神儿于小说创作,具有北京人那种浑不吝的性格,终于在和冯小刚的密谋之下一举成名,号称自己在写《看上去很美》的时候终于可以为自己写作了。他在性格上有一些自卑和不自信,说自己是码字的,这和网络新偶像那股上帝赐予的自信劲儿真真是天壤之别啊。
  
  从偶像数量上来说,政治偶像属于凤毛翎角,他们完全依赖一个时势甚至是他人的牺牲。而文化偶像就相对来说多一些,任是什么文化只要迎合了大众的口味,都有偶起来的机会。
  那些曾经时尚的文化在没落之后就受到保护,变成国粹,比如京剧、相声。那些现在依旧时尚的文化,如小剧场话剧、电影,已被越来越多的商业元素所侵染。
  
  于是,我们今日看到的更多是商业偶像。
  他们大多很年轻,具有金玉其内的素质,只需半透明的包装和生猛海鲜般的炒作,就能在已经春色满园的大花坛里绽放那么一阵子。可是,他们成星的方法太平常了,这或许注定了他们的星途不会平坦。
  
  一个人可以因为一件事名满天下,这全赖媒体帮助。媒体的目的远非商业那么简单,它融合了政治、文化、商业等诸多元素,才锻造出许许多多的媒体偶像。像饶颖,以一个终极受害者形象破土而出。媒体在使很多事情更清晰的同时,又使很多事物变得模糊。事情有真相吗?或者说,事情只有一个真相吗?一个案件,一起官司,一场暴光,一次事故,都可能有一个或几个手中握有真相的人成为焦点,变成偶像。最后我们只能说,事情不止有一个真相,或者说,事情有没有真相并不重要。
  
  当年刘邦看到巍巍乎的秦始皇的时候说,真男人啊。
  而项羽看见秦始皇的时候却说,我要取而代之。
  无论诗人刘邦还是贵族项羽,他们的成名都依赖于推翻秦朝。没有秦的历史,就没有偶像皇帝的出现。
  可见一切偶像的诞生,都有赖于机会、时机、时势、命运、贵人相助、瞎猫碰死耗子、历史的巧合与重复。
  
  然而,在现今的互连网时代,偶像完全可以通过自助方式冉冉升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有了互连网,天行不健,君子一样可以自强不息。
  
  比如网络新偶像。
  她的坚持不懈终于有了回报,出名了。用自己的方式,独特,而且普适。
  人人都可以这样做,但难保人人都成功。
  就怕一招鲜,下一个新鲜招和使招的人在哪里呢。
  我们不由得有了类似江湖中人一样的心理,期待着又一个大侠横空出手。
  
  一个自助偶像的时代。
  一个口水而不是物欲横流的时代。
  一个虚无而有活力、无意义而充满生命感的时代。
  一个以网络为基础、以娱乐为主要消费方式的时代。
  一个对媒体、包装、炒作、造势无比蔑视和反讽的时代。
  
  总之,这已是后偶像的时代。
  
  也许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看到的小广告不是什么办证、机票之类,而是frjj的玉照。
  也许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不小心,成为了谁谁的宠儿,成为了大众的偶像。我们没必要胆战心惊、不好意思,想想网络新偶像,我们就好受多了。
  
  想象一下,公元3000年时的后偶像时代、后后偶像时代。
  我的天!
  网络新偶像早已香销玉陨,然而她所开创的时代却一直继续、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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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 知识改变不了命运
  
  电视上经常会出现“知识改变命运”广告,无非是农民学会了科学种田、专业养殖,打工者掌握了一技之长。于是乎命运为之一变,可以养家糊口发财泡妞了。这,就是命运的改变么?或许说得过去,但知识何曾改变过命运呢。那文革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有受到FALUN功欺骗的广大工程师们,他们空有一身知识却落得身败名裂、走火入魔。
  在一般老百姓(对不起,我本该使用“公民”一词)眼里,知识分子就是拥有知识的人,就是明白人,就是能把握自身前途的人。可是,知识分子大多有自己的专业,决非全知全能,而往往用进废退,对社会现实的感悟反而拘泥于知识之门。其视角专向而苛刻,其看法特有那种泛专业化的倾向。
  而农民学会科学种殖,打工者掌握生活本领,一切渴望知识者得到知识,充其量只是使自己的命运恢复到得以延续,远谈不上改变。贫困农村的学生考上大学,不过是又诞生了一个专业知识分子。这个学生首先要屈从于高考制度,在他那里更谈不上素质教育。而当他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本科毕业证而变成一个城市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丧失的东西很可能更多。他就是用这些失去换得了一个专业的生存环境。
  虽然知识没能改变命运,命运却可以改变知识。一次次命运的教育使知识分子、准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们懂得了沉思的价值。命运使人认识到自身的渺小,使人逐渐反思社会制度。这时候,知识分子又站到时代的桥头,高喊,拯救人文精神。
  在这里,得以改变知识分子知识的是人文精神。那么什么才是这需要拯救的人文精神呢?人文及其精神或许是知识分子可以达到的最高信仰了。与此相关或相似的还有:人文关怀、终极关怀、以人为本。
  终于听出来了,改变命运的也是这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上帝,是圣经,是桃花源,是香格里拉,是德先生和赛女士的血脉,与道同源。可是,哪里去导出这人文精神呢。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有这样的东西吗?既然人文精神都需要拯救,那么人文精神失落的命运又是谁来改变的呢?
  看来,在人文精神的背后似乎还应该站着一个改变者、拯救者。它是谁,是什么呢。中国知识分子受到鲁迅的拿来主义影响太深了,在奉其为圣的过程中也把拿来主义当作教条。既然我们的文化疆域里曾经出现过那么多思想的圣人,势必还将有新的思想巨人。人文精神只不过是一种养成巨人的文化制度气氛。每个知识分子为这样的气氛增加人文的气息,我们终将有那么一天。或许没有思想的巨人,但一定会有巨人的思想。它就涵概在每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和被知识恢复了命运的人们心中。
  能改变命运的恰恰是命运本身。
  请听《银乌金拉》的歌唱吧。
  
八十 第一娱乐规律:无耻而后勇
  
  2005是超级娱乐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我们着实看到了很多娱乐大戏。它们超越了舞台本身,全方位地包容着娱乐本身应有的路子。
  总结2005,只能说,这是向着娱乐共产主义快速迈进的一年。
  而娱乐共产主义的内涵,就是人人都能充分享受到娱乐圈、明星们的无耻。
  
  2005上半年,芙蓉姐姐以摧枯拉朽的力量征服了网络、媒体和世界。
  她的奇迹效应是对传播学的致命一击,直接导致很多理论参数的改写。
  很多人忿忿然,一个其貌不扬的草根怎么会这么日出江花红胜火呢。
  其实,芙蓉姐姐与我们大众的审美趣味没啥不同,但她会把虚荣变成勇敢。
  不是知耻而后勇,而是无耻。
  无耻而后勇,是芙蓉姐姐成功的秘诀。
  
  这个秘诀,被年终大片《无极》继承和发扬了。
  不仅无耻,而且无极。
  《无极》当中诸多的逻辑漏洞以及搞笑片段已经被网络无数次地筛选过了,而且其象征意味(诸如:鸭国、鸟人、汉堡包、哈日)也被无数次描摹勾画,直到失真。
  依据《无极》产生的诸多搞笑巨制当中,《一个馒头引出的血案》无疑是最可观的。
  如果说电影《无极》是陈凯歌、张炭理念剧本之上的加工品,《一个馒头》就是电影《无极》的深化产品。
  正值中国电影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终于能看到电影并非到电影为止的这一可喜现象。
  是网络的力量让对电影《无极》的骂声凝结出《一个馒头》这样精彩的视频拼贴。
  《一个馒头》将《无极》的无耻性放大到最大,使得所有品尝了《一个馒头》的人都会由衷地说,无耻之极。
  
  贯穿2005,还有一个幽灵一样的人物,白灵。这个有点儿像鸟的名字确实严重撞击着我们的眼球,红眼儿病、眼底结膜炎一时大作。
  她的路子和芙蓉姐姐基本一致,只不过更无耻。
  她更喜欢露出自己干瘪的肉体。关于其肉体干瘪的程度我就不说了,和《无极》一样有目共睹。她的睡袋胸已到了登峰造级的程度,让人一见不是眼前一亮,而是昏昏欲睡。
  这样的人物居然也能深得娱乐三味。
  我只想说,原来好赖屋也是一个大鸡场。
  鸡年确实还没过去呢。
  
  章子仪在《艺伎回忆录》里的表演再次表明她是一个没有演技和耻辱感的国际明星。还有巩俐,她们为什么那么爱出演风尘呢,而且还是日本文化里的风尘?
  韩国女演员拒绝了斯大导演的邀请,于是后者把目光转向了中国。
  章、巩、杨,居然全来了。
  国仇(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恩怨)、己辱(从艺伎到卖身)、异国情调(日本文化、美国导演)三者合在一起,倒是蛮有看头。
  此可谓无耻而后勇的极端了。
  
  不要指责那些买盗版盘的人无耻,因为我们的娱乐界本身就不值得尊敬。
  他们的无耻系数是天文数字。
  相对制造盗版光碟,他们的无耻行为没有丝毫风险,而且收益巨大。
  于是,他们就成了这个时代的见耻勇为者了。
八十一 美女的自恋
  
  美女必然自恋,否则她就不是美女。但自恋不一定是美女,她可能是网络偶像。所以说,自恋不是网络偶像的错。
  美女究竟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呢。要说社会的标准,只要看那些电视上的广告就能明白了。其实,那就是商业依循了社会的一般认识再加进去自己的理解而产生的标准。美体,瘦身,丰乳,嫩肤,修甲,去毛,纹眉,去脂,束腰,丰臀。
  而美女也就在这样的社会商业标准中百炼成钢。她虽然自恋,然而标准却是社会给的。从她记事开始,就不断有父母、有广告、有老师来指导她形成一个美女的标准。直到最后,她完全依赖于商业的标准为止。但想想,那些父母、老师、同学、同事、亲朋,他们的标准不也是来自于社会与商业吗。
  于是我想问,在每一个美女的内心,是否也有一个自己独特的标准呢。
  美女如果自恋,就必然是恋着一个自己的标准,而非社会的共有标准。想来想去,我想不出来。恐怕也没有哪个美女会说,我和你们的美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以自美为美。
  忽然,我能理解那些网络猛女了。我相信在她们内心深处,一定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坚强地亭亭玉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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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二 具有中国特色的狂欢文化
  
  每年的北京,都能看到一次彩车大游行穿过假骨董遍街的平安大道。那些演员有的是外省的,有的是国外的,一边向两旁的观众抛媚眼,一边很不认真地跳着过去了。据说这就是北京的国际艺术节的开始,也算是北京的狂欢节了。
  还有一种狂欢的样式,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集体舞。像申奥成功的时候,二十一世纪来临的时候。集体舞,顾名思义,组织起来的。摄影机转到哪儿,哪就开跳,有个指挥调度的导演在。还是组织起来的狂欢。
  怎么说呢,只能说我们还没有过真正的狂欢。这或许跟中国人、汉人的性格和文化有关。孔夫子曾有谆谆,“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也就如此了。傣族的泼水节算是狂欢吧,也就那么一天、几个小时,很是温和啊。
  但一看到巴西的桑巴、西班牙的奔牛,就对什么是狂欢有了一个疯狂的概念。想想国内这些温文而雅的活动,就会觉得那只是个过场,和任何的个人都没关系,只是用来看的。
  然而,当我站起来回顾我国的历史,在那不是很遥远的几十年前,却能看到甚至比巴西、西班牙更加疯狂的狂欢形式,简直就是丧失理智和良心。
  
  不容否认的是,中国人内心当中的狂欢情结一直就在。据说我们的文明很早就形成了,也在很早时候就达到了很高的地步。中国人很早就生活在统一的国家、家族、行会、家庭当中,每个人都会在行动之前想到别人会怎样作为、思考、看待和说话,即使是狂欢也概莫能外。
  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像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对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及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这些运动可说是民族狂欢的数次热身,也是四九年之前解放区系列运动的继续。
  到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则是热身之后的大表演。它不仅是中国人的想象力达到了宇宙的边缘,而且也极大地抒发了被各种政治洗脑弄得压抑无比的性情。放卫星是大跃进狂欢节当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节目,这已不是政治热情所能解释。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有主动放卫星的政治冲动,谁能放得最高最漂亮,谁就能赢得喝彩。那些极其新鲜的狂欢创意还可能引来《人民日报》的关注,从而引发整个中华大地的狂欢烈火。
  到了红卫兵时代,造反有理更是把民族狂欢带到登峰造极的田地。大跃进的基本特征还是想要搞建设,像大炼钢铁和亩产万斤。而红卫兵运动的主要特点就是破坏,而破坏是狂欢的更高形式。大跃进时期把好锅炼成废铁,把良田弄得绝收,但那只是为了永久的收获——跃步进入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暂时性破坏。而红卫兵小将们干的事却是把那些文物、那些佛像壁画、那些庙宇殿堂、那些古董珍宝砸个稀巴烂,不能不说是彻底、痛快、解气、极其抒情的狂欢。
  西班牙只斗牛,文化大革命是斗人。这可说是中国狂欢文化的最高形式。文化大革命既是对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的迫害,也是狂欢文化的自我毁灭。昨天还是造反派,今天就成了阶下囚。今儿个还是革命者,明天就能变成反革命。狂欢走到了它的对立面——痛苦,也意味着人的理性有了自省的可能。
  以上这些都可看作是民族的政治大狂欢,群众运动的魅力即在于此。虽说这些还是组织起来的狂欢,却可见国人的狂欢精神能在瞬间爆发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动力。
  
  到今天,媒体、网络狂欢更是一种绝好的形式。但这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组织狂欢,而是自发性的狂欢了。网络猛女的一路走红、还有超级女声的崛起,似乎都在预示着中国人的狂欢文化有了新的变化。但其中表达出来的狂热的非理性品质,又和红卫兵造反以及文化大革命何其相似。
  对网络猛女的追捧可以说就是红卫兵新生代的又一次文化造反,而对超级女声的全民热浪也是对目前主流电视文化的新革命。我们的狂欢文化似乎从来就不是以狂欢者个人的表演为基本内容的万花筒,而是众星拱月式的金字塔。
  即使使用了网络的虚拟形式,狂欢依然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现实的经济利益,现实的广告效益,现实的道德标准,现实的文化批判。这种自发性的狂欢还是被继政治挂帅之后的商业头脑所操控,难以有那种自由奔放不羁的豪情气质。
  因而,我们依然不能看到我们的狂欢在自由的天空下得到彻底的挥发,虽然我们这个民族其实并不缺少狂欢的文化基因。
  什么才是狂欢呢?
  那就是一系列的取消。取消组织者,取消舞台,取消主持人,取消话筒,取消偶像,取消商业广告,取消赞助,取消主办方,取消功利,取消政治,取消评委打分,取消短信参与,取消场外嘉宾,取消那些必须和应该取消的一切其它。
  但愿具有中国特色的狂欢节日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在超级老生也谢幕之后,在网络猛女销声匿迹之后,来到我们身边吧。
  
十三 信息垃圾堆里的甲骨
  
  公元一八九九年,王懿荣发现了一片甲骨,上面刻着很奇特的符号。王懿荣确认,这就是殷商文字——甲骨文。商朝的信息已经大量丢失,或者封尘于地下。所以甲骨文就显得格外珍贵,它所特有的文字体制打破了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小学对汉字理论的禁箍。虽然我们至今从那出土的十万片甲骨上能够读到和读懂的信息是十分有限的,但这些信息的价值却是难以估量的。
  信息是对世界元素的组合,但并不是任意组合。也就是说,不是任何组合都能产生有价值的信息。信息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价值。所以,什么才是信息的价值,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
  
  同类信息完全可以组成一个群,姑且叫做信息群。比如商朝信息群,现在可以得到的,主要是商代文物、甲骨文、传统古籍、史记。而甲骨文是对当时社会的直接记录,就显得尤为珍贵。当初,河南安阳小屯村民大批挖出甲骨,把它当作能治疗妇女病和虚弱症的中药材“龙骨”出售给中药店,或在安阳每年春秋两季庙会上作治外伤的“刀尖药”零售。甲骨文就是经过这样的“药材时期”和此前的“埋藏时期”、“破坏时期”后,才为人所认识的。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里提出“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材料(如文物、甲骨文)与纸上之材料(即传统古籍、史记)相互应证,来更准确地了解历史、研究殷商文化。后来的学者还提出了很多研究方法,为认识甲骨文、认识商朝信息群不遗余力。但至今,所认识的甲骨文字也不过一千字左右。
  于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由于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信息才对人有价值,它是人在付出一定生命量之后获得的。而不付出生命量就能获得的,根本就不是信息。
  试问,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信息还有什么意义?在一个无所不能的虚拟世界里,信息可以任意组合而不失去其合理性。上万上亿次的组合可以在瞬间完成,它们丝毫也没有生命量的痕迹。我只能说,它们是没有价值的。
  那么,在如今这样一个IT社会里,还会不会有类似甲骨文这样的珍贵信息(也就是IT甲骨文)呢?有的,它少而又少,却包容着人的心灵史。信息社会的发达,更多地是信息垃圾生产能力的发达、信息垃圾生产产量的激增。
  所以,这些信息垃圾就像是覆盖在这IT甲骨文上的厚厚土层,历史等待着一个新的王懿荣去识破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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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 年味儿在哪里?
  
  在网上看到《中国人为啥要过圣诞节》后,我就想:
  我们为啥要过年?
  我们为什么要回家?
  我们为什么要突出去、冲进来?
  我们为什么要大吃?
  
  周围的同事都在张罗火车票,要提前请假回家过年。他们将加入到春运的潮流里,此可谓是中国定期都要开展的大运动。
  
  在火车上,飞机里,到处都是回家的人。这时候,“我要回家”成了一个主义,一种信仰。它如此简单、如此短暂(即将实现),一路平安就显得特别关键。
  我们为什么非要回家呢?
  为什么非要在同一个时间回家呢?
  
  难道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这个精神遗产,就是为了让我们人头攒动地去挤上交通工具、忍受二十个小时的人肉桑拿吗。
  我们在承受着某种自找的精神、肉体的折磨,我们的民族每一年都会经受这样的无谓的阵痛。
  痛并快乐着,此年味儿之一。
  
  年三十儿的重要性和平安夜一样,都是在等待一个重要时刻。西方人恭候耶稣出生,我们期盼春天孕育。可见中国人还是喜欢对自然主义的信仰,一直延续到现在。
  贴春联、剪窗花、买年画、打年糕、放花炮,这些传统的庆祝方式似乎已过时,或被看作贼土,或被看作与建设节约型社会不符。
  春节联欢晚会本来就是一个十分被动的庆祝方式,依旧沿袭了中国人“看”的习惯。
  我们何时能过上一个春的狂欢节——“春欢节”。
  庙会是有的,而且每年都会增加,这可能就是“春欢节”的雏形吧。可我们还是要遭遇到人流的汹涌,几乎和到火车站、飞机场赶集是一个滋味儿。
  “年”,这个传说中的大怪物到底在哪里呢。它会比斗牛更有趣,还是能跳出高于桑巴舞的节奏感?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想找点儿什么玩的国人。他们焦虑于不知道能玩儿点什么,因为这可是最重要的节日啊,不能白白地让它过去了。
  于是,风景区人满为患。而大街小巷却是空荡荡的,因为这里的人都出去过节了。似乎春节就得出去。
  这里的人到那里去,那里的人到这里来。
  城里的人去城外看风景,城外的人到城里看热闹。
  围城,此年味儿之二。
  
  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嘉宾们也围坐在桌子边吃着什么,大大小小的酒楼饭店更是推出了超级年夜饭、大套餐。饺子,年糕,汤圆,八宝饭,涮羊肉,烤鸭,鲍翅宴,满汉全席。
  中国的春节,仿佛就是“吃”与“看”。
  我们为什么要大吃大喝?
  因为我们把‘吃”当成了一种社会、社交、文娱活动。我们不是为了吃而吃,我们是在吃文化。
  可是,我们吃进去什么,又拉出来什么呢。
  我们可以集体吃,却不能集体舞。
  于是肚子越来越大,脸也笑圆了,却不会使用我们的双腿。
  看了吃、吃了看,此年味儿之三。
  
  我们只是在过一个最重要的节日,却离过年越来越远。
  我们只能期待“春欢节”的出现,但愿吧!
  但这肯定是民间自发而起的,决不能是政府为民办实事中的一件,更和主旋律无关。
  
八十五 江郎才尽的标志:作家的自我写生
  
  一个作家如果以自己的生活为写作素材,或者以类似自己生活的故事为情节,就会进入到封闭的创作状态中无以自拔。这有些近亲繁殖的意思,更像是两面镜子相对形成的深渊。从而有了江郎才尽的时机。
  王朔与冯小刚狼狈为奸的又一个电影作品《一声叹息》,写的就是一个作家的婚外情。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写了一个女作家的白日梦。廖一梅编剧、孟京辉导演的话剧《琥珀》,前半部分就是木子美故事的再造。主演刘烨以一个书商的眼光来欣赏和贬损木子美的下半身作品。果然,王朔再没写出什么玩意儿,卫慧不再有小说面世,而廖才女的新话剧也了无新意。
  这些作家为什么要以作家的生活故事为素材吗,难道真的如王安忆所说的,城市无故事吗。王安忆写过一篇《城市无故事》,意思是城市里的事件是离散的,不像农村那样带有生长的意味。城市里的人是分立的,不像农民那般彼此有很深的联系。所以城市里没有基于土地而繁殖的故事,只有根据门牌号而出现的事件。
  她只说对了一半。城市里的故事固然分散,但那是城市里故事的特点。再说,难道居住在城市里的王安忆就不写城市的故事了吗。她的一个解决之道是去采访,这和深入生活在精神上无二致,更简易罢了。她还写了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纯粹的上海大都市的历史故事。
  
  在《长恨歌》这一长篇都市历史故事中,可以看到王安忆所标榜的“城市无故事”的精髓,那便是线性的时空流转。她把城市写得像农村一样,精致的语言好似精耕细作,罗里罗嗦的叙述犹如大娘纳鞋底子密密地,流水一般的记录仿佛农妇田间地头上的想象。这其中的根由便在于王安忆对故事的那份执着。
  小说是个人体验的作品。或者说,它就是个人经验本身。小说是在虚构世界,故事是在发现世界。小说是人工合成的化工产品,故事是自然形成的矿物。
  故事明显地区别于小说,它的目的只在把情节交代清楚、把悬念留到最后。讲故事的人仅仅作为一个说书人,至多表达些世态炎凉人生无常的感慨。他不是那个对时空异常敏感的海森堡的微观粒子,也不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里的一个实验者。他只是在用传统说话,而没有自我对时空的发现与体验。
  于是就能清楚地发现,原来王安忆竟是在用写农村的那种故事手法来写城市里的无故事,用庄稼生长的逻辑来贯穿城市的无逻辑。虽然《长恨歌》里的女主人公王绮瑶是旧上海选美大赛的获奖选手、名噪一时的交际花,却更符合一个村姑那种故事形象。
  
  扯着扯着,这议论的白帆竟然到了上海的外滩。再扯回来吧。作家的写作是精神体验,是体验的状态,根本就不能构成密实的小说情节。在写作过程中当然也包含很多生活内容,但作家的生活和一般人没甚不同。硬是要把这种精神体验状态掺和到生活细节当中去,只能以失败谢幕。因为它打乱了一个自洽的叙述时空,使观众或读者在这个时空当中找不到方向。
  如此一意孤行,正像王安忆所说,既然“城市无故事”,只有去采访,去探听别人的私事,如果还不行,只得走向自己。于是,作家走向写作的“故事”,也就走向了穷途末路。还要背上江郎才尽的黑锅,不知何时才得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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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 缘分还是猿粪
  
  网络上曾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
  一个黑猩猩不小心踩了长臂猿拉的大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她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结婚那天,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猿粪,都是猿粪哪。
  这个笑话可说是对缘分的极大嘲弄。
  但在很多人看来,缘分是神圣的,是上帝一手操纵,是土地爷精心策划。当然这只是假设。越是神奇,越是浪漫,就越是自我欺骗。
  缘分是一个可以解释正反两方面的词,邂逅是缘分,分手也是缘分。汉语里有很多这样的词汇,我称之为矛盾词。
  那么,缘分到底是什么呢?是偶然性里的必然性,还是必然性里的偶然性?
  过分的辨证只会让理性无法释怀,使感知无从皈依。说到底,缘分就是一种美好的祝愿,预设了上帝的存在,把极其偶然的偶然当成必然。不如此,那些海誓山盟就将失去理论基础,爱情也将变得苍白无力。
  但这些依然是一相情愿。其实决定人与人相识的,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缘分。而是,趣味。只要趣味一致,这两个人即使相隔千里、天涯海角,也能闻着味儿凑到一起来。
  
八十七 “孩子他妈”
  
  有孩子,还是没孩子,对一个家庭甚为重要,那是婚姻的纽带。对生孩子的女人也很重要,从此她就成了“孩子他妈”(简称“他妈”,请勿加“的”)。
  以前叫“亲爱的”,有“的”。现在有了孩子,“亲爱的”或者别的昵称怎么就说不出口呢,只有“孩子他妈”了。
  从直接称呼变为间接称呼(经过“孩子”),标志着这个家庭从此只有温馨而无浪漫,说明儒家的父父子子又一次代替了庄子的逍遥游。
  那个曾经可人儿的宝贝儿从此就如仙鹤一去不复返了吗。
  那个曾经天天都花看的女子以后就要直接面对淋漓的尿布了吗。
  那个曾经如花似玉的情人儿将来只能茶米油盐了吗。
  难道就是因为生了孩子、生理心理天翻地覆、做爱不爽了吗。
  “孩子他妈”!
  拷!
  一辈子就这么交代了。
八十八 对这个没有售后服务的电影市场,我们还能要求什么
  
  在这个没有售后三包(包退、包换、包修)的电影市场上,我们能说什么呢。
  
  我们只能干瞪眼被骗上当,看了像《无极》这样的影片,连吐都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去退票。
  即使想到这一层,票根也早就灰飞烟灭了,哪里还能找到带自己指纹的,除非到公厕里找个办证电话去搞个假的。
  可是,人家退给你钱吗。没可能,从来没这样的规定或先例。
  
  像《无极》、《十面埋伏》这样的影片,采用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消费者被骗进影院和别人一起做了一个春秋大梦,结果梦醒时分杨柳岸晓风残月。
  又能怎样,到《无极》官方网站上骂骂算了。
  如果有《无极》的枪手回复,就算售后服务了,别的还能期待什么呢。
  那些挨千刀儿的导演、制片、投资者在被窝里肯定没事儿偷着乐呢,正揉着数票子的手指头呢。
  
  好了,现在胡哥来了。
  《一个馒头》可以算是包换的替代品吧。用《无极》换《一个馒头》,就跟一盘发现苍蝇的葱爆蟹换成了西红柿炒鸡蛋,也可以了。
  凯哥还不谢谢人家啊,人家为了您的售后服务没少操心啊。
  
  至于保修,那就算了吧。消费者的心已经伤透了,再也不想买《无极》的什么衍生产品和第二代、第三代了。
  保修还不如不修,连用都不想用。
  可是,《无极》似乎连做个保修的姿态都没有,还要告胡哥。这简直就是狗咬吕洞宾啊,太不近人情了。
  消费者的心又一次受到了伤害,保修个屁。
  心灵受损了,怎么修呢。
  精神损失,怎么补呢。
  
  还是算了吧。
  在这样一个极其不成熟的电影市场里,我们除了读一读《纪念陈凯歌君》这样的产品说明书,也就只有把《无极》剧照权当作用户手册扔进历史的马桶里算了。
  算了,算了。
  再也不用这个厂家的东西了,就当它现在生产的是鸦片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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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 爱情就是大海捞针
  
  爱一个人,就意味着选择了孤独。
  伟大的孤独,充实的孤独,剪纸一般的孤独。把情感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多么危险啊,为所有识时务者所不齿。他们更倾向热爱祖国,投身集体的怀抱,被冠以博爱的美名。他们中的一部分更投身艺术,追求永垂不朽的孤独。
  而我,除了爱,还有什么能力。
  以爱的名义,我活在这世上。以爱的名义,我还没有自杀。
  如果我碰到的不是她一,而是她二,我是否还会如此动容。
  如果贾宝玉遇到的不是林黛玉,而是林非玉,他是否还会那般痴情。
  我想至少我遇上一个女孩纯属偶然。那么,意义会在偶然中存在或诞生吗。既然一切都存有偶然,那么我的追求有何意义呢。贾宝玉和林黛玉要不是有一段木石姻缘般的定海神针在那儿戳着,能那么荡气回肠吗。
  这就如大海捞针。大海里的那根传说中的针就是你要找的必然性,就像我和她相遇的必然性一样。如果你执意要找那根针,反而找不到。大海茫茫,何处寻针。所以你不能这样一意孤行。这样一想你反而可能找到一只玻璃瓶,瓶子里装着一封海员遗书。你还可能找到一副水晶眼镜,那是泰坦尼克号上的老太太留下的纪念品。你还可能找到一只瓷碗,那是郑和下西洋后清点货物时抛下的次品。你还可能找到一只胶鞋,那是我军在南沙战役时一个小战士不慎走失的。
  对于这些偶然发现你真的在意吗。其实你内心里真正要找的还是那根针。针是什么?针就是那个非瓶非镜非碗也非鞋的抽象。可是,大海里的必然性就只是这样一根针吗。虽然大海捞瓶、大海捞镜、大海捞碗、大海捞鞋也相当难,但你认为那些都不是你要的。所有被你轻易碰到的东西都被认定成偶然的。只有那个无非也是凭偶然才能得到的东西却被认为是要找的针。
  但针就一定存在吗,难以确定。但对针的追问一直在着。难道必然性只能存在于对必然的追问中吗。我追求她也是在追问必然吗。她是不可替代的吗。什么才是不可替代的呢。我不可替代吗。我爱她的可爱,她的可爱就不可替代吗。她有她的可爱,别人也有别人的可爱。她的可爱之处是什么呢。她的笑么,她的笑固然有特点,可谁都会笑,谁的笑都有可爱之处。她的从容么,那更不是谁的专利了。她的甜美么,她的年轻么,她的无知么,她的思想么,她的音容么。拨拉拨拉,哪一样非她莫属呢。她不过是这许多属性的又一个偶然的综合体罢了。
八十九、全民总动员
  
  中国人确实是一个很适合搞运动的群族。即使是二十一世纪,依然能很快地被发动起来,达到全民总动员的程度。
  这让我想到抗日救亡运动。时逢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媒体正大张旗鼓地宣扬民族的空前团结,播放各类记录电视片。我终于能够看到一些新鲜的音像史料,于是便对那次全民运动有了更多的认识。民族的危亡激励着每个人,暂时放弃表面的利益争斗,为了血脉的连续而奋斗。
  我想,更可贵的却是,在和平时期,我们依然能有这样的凝聚力。进一步地,如果这个凝聚的核心竟丝毫不关乎生死存亡、而且也与自身利益无关,那么这样的凝聚与动员就越发高尚而高明。民族的灵魂又一次获得净化。想来,这样的全民动员肯定不是政治的运动。
  先是网络新偶像的不断出现,骚扰了全民的神经。善男信女、老少上下的,全被这样的另类惊呆了。后有超级女声的蓄势而发,使得全国人民为之轻狂。举出这样两个例子已经足够。综观全民总动员的各个特点,非常遗憾地说,现在的和抗日救亡运动时一个样。
  
  学生们往往首先被发动,他们在在QQ、UC、MSN和论坛上大游行。
  他们挥舞着荧光棒和标语牌,呼喊着时尚口号。
  他们的激情和脸上的青春痘一同消长,他们的热情跟专业素养无关。
  他们的支持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就像爱情不需要理由一样。
  他们把他们支持的超女偶像当成了可以相恋相知的人,因为超女都是平民的身份。
  他们也许就是下一个超女、超男,这怎么能不让他们驿动的心颤抖呢。
  或许,他们就将成为他们曾经的暗恋者呢。
  
  市民阶层里,不同的社会角色也有不同的主张。
  大妈们喜欢这些女孩,一个人儿一个样儿,萝卜青菜可以自选了。
  大叔们想着能有这样的一个女儿或者儿媳妇,晚年一定很幸福。
  商人们想着自己怎么就找不到这样一呼百应的发财机会呢。
  白领们则更多地关注其中的内幕、黑幕和灰幕,他们需要白后面的更多的信息。
  小姐们在干完活儿后就会呆在电视旁,继续她们的灰姑娘梦,但她们更期待继续干活。
  
  文化阶层的人士自然要矜持一些,表述自己看法往往要慢半拍。
  想那周孝正还是一脸严肃地说,这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真的有帮助吗。
  一些文艺老将纷纷展出来给超女撑腰说,想唱就唱,你们真幸福啊。
  文化公司的老板在想,预计图书市场又要被一帮不会写作的人给霸占了。
  天文学家说,流星,F5。
  王蒙停下写作随笔的笔感叹,我的“季节系列”出得太早了。
  
  在国际上,各个大小国家也要评论一下超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新经济现象。
  日本人说,把超女引进成人频道。
  美国人说,这是抄袭。但,这是十分高明的抄袭。
  韩国人说,她们还需要韩流吗。
  国际人权组织的发言人说,喜看中国的娱乐民主。
  
  我在思考一个很抽象的问题,全民的注意力资源是否是有限的呢。
  假设全民的注意力资源总量为〥,就像光速一样,该是个常量。〥需要释放,就如同当年的日本和德国要转嫁经济政治危机一样。
  注意了超级女声,就必然要冷落网络偶像,而且没有回头路。等到超女们出唱片的也出了,出国的也走了,出嫁的也嫁了。超女就算尘埃落定,下一个全民总动员的馅儿饼又将落到谁的头上。
  〥= ð * ß
  其中,ð是关注的人数,单位是“个”。ß是宣传的力度,单位是“牛顿”。
  这个公式就是说,人越少的时候,宣传的力度就要越大,就越需要媒体的共同努力,直到把媒体当成关注的人。如果只有一个人关注,而有无数媒体的参与,依然能充分利用注意力资源,直到把全民都吸引进来。比如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其宣传的投入可与票房相比。
  关注的人越多的时候,宣传的力度就要小,以免树大招风,必须低调处理。像举办“超级女声”的湖南卫视就不想得罪中央电视台和广电总局。虽然宣传力度小,但关注的人还是那么多,这说明关注者也加入到宣传当中。无须过多宣传,依然能聚集媒体的镜头。这就是人气和创意的力量,直到独家垄断一切。
  最后,这个公式还说明了,关注者与媒体的共谋。ð与ß看上去是相反的力量,其实他们是相成的关系。他们一个红脸,一个白脸。ð是娱乐的消费者,ß是娱乐的供应商。而ß又当中的个体又都可能是ð,ð一样需要ß提供作秀的平台。这样分析下来,〥是否还如光速那样是个常量呢。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正是ð与ß的共谋,才有了全民的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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